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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裘利斯·凯撒》、《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中都有关于复仇的内容，通过对这些作品中复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作品中所暗含的道德价值观：或弘扬道德正义的高尚，或提倡法律原则的公平，或批评私人复仇的残忍。文章重新解读莎士比亚的有关作品，从法律的角度彰显其作品的现代价值。法律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文学中许多作者都将法律作为隐喻来表达思想。复仇在法律的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复仇也就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我们将以复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称之为复仇文学。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许多描写复仇内容的作品，下面以《裘利斯·凯撒》、《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为例，来分析莎士比亚复仇文学中所暗含的道德价值观。一、《裘利斯·凯撒》：道德正义比法律正义更公平更高尚《裘利斯·凯撒》是莎士比亚以古罗马史为根据而写的名剧。本剧的剧情围绕古罗马的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而展开。凯撒是独裁派的代表，他功高位尊，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皇袍加身势在必行；凯歇斯等人反对个人专权，企图铲除恺撒势力，但势单力薄，于是动员德高望重的勃鲁托斯参与他们的行动。勃鲁托斯是一个胸怀共和理想，为了罗马人的自由不惜牺牲的人。他对凯撒的独裁专制十分不满，所以他决定替罗马民众复仇，推翻凯撒的统治。在勃鲁托斯的带领下，共和派刺杀了凯撒。之后，恺撒的心腹安东尼以热情的演说煽动罗马民众，使他们改变初衷，转而反对勃鲁托斯，并将他们逐出罗马城。最后，在安东尼等人的大兵围困下，勃鲁托斯自杀，共和派覆灭。柏拉图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奠基人，他曾提出正义是国家的原则，这奠定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基础。柏拉图将正义划分为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他把道德正义解释成个人和国家的最高美德、社会行为的普遍道德标准。他认为道德正义是智慧与善，是心灵的德性。当个人的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柏拉图把法律正义解释为一种秩序，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他们天性的职务。即社会各阶层各守其位、各谋其政，不非分越位。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能判明正义是什么和如何在国家中实现正义。柏拉图从理念出发，坚信依智慧划分社会等级的道德正义，强调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和特权并非不公正，统治者拥有权力，在于他们是全社会最有智慧的成员，因此，法律上的这种权力分配恰恰是道德正义的体现，道德正义是高于法律正义的。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充分显示了他对柏拉图正义的理解。凯撒起初是法律正义和道德正义的体现者，他不仅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而且他思想和行动方式都有超越常人思维的“神性”品格，他的雄才大略和辉煌业绩、个人品行和道德水准都让他被旁人和后人视为神。但是莎士比亚在剧中暗示凯撒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自高自大、过于自信，他最终攫取了终身的独裁权利，集执政官、独裁官等大权于一身，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独裁者。他的行为既违反了道德正义，也违反了法律正义。按照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勃鲁托斯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正义，因为他没有坚守其位，而且非分越位。然而他却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理想人物：他胸怀高贵的理想，并甘愿为之献身；共和派推崇他爱戴他，恺撒也敬重他是个仁人志士，就连他的政敌安东尼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高贵，称他为大丈夫。如安东尼所言，他“激于正义的思想，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去参加他们的阵线”。他是为了共和，为了民主，为了罗马人的自由，他不得不舍弃和凯撒的交情，忍痛刺杀凯撒。他是智慧与善的体现者，他是道德正义的体现者。他的复仇行为是代表民众，是为了维持国家秩序，他所走的道路是非个人化的公共复仇道路，是理性的、高尚的，因为他的复仇是诉诸于公民美德、个人自由以及共和的理想。所以，凯撒在临死前发现自己最尊敬的朋友竟是谋害他的主谋，他很震惊和不解，但内心却因此出现对勃鲁托斯所代表的“道德”的主动折服，所以他仿佛有一种因被“仁者”指控而困惑，但同时自愿赴死表清白的品德和情怀。而勃鲁托斯的话也说明“错”并不全在凯撒个人，试图杀死他的人只想杀死个人独裁和建立帝制，而不是他的全部灵魂。“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得这样说：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些权利，一定会引起这样那样的后患，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出来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剧本告诉我们：凯撒在认识时代对他的要求和如何完成历史使命上是相当杰出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欣赏和尊重。但他的独裁是违反人道、非正义的，且具有强大的危害性，既违反了法律正义，也违反了道德正义。勃鲁托斯为民众的复仇行为最终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的警惕独裁、防止权力大于一统的努力，反映了罗马人应有的政治诉求，有利于罗马公民的人性的发展，他的行为是正义的、高尚的。虽然勃鲁托斯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正义，但他却维护了罗马民众的利益，维护了道德正义，而道德正义是高于法律正义的。二、《威尼斯商人》：法律原则应代表善更应代表公平《裘利斯·凯撒》表达的是道德正义比法律正义更公平更高尚的思想，而《威尼斯商人》表达的则是对法律公平原则的诉求。《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代表作。这部喜剧的主线是描写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和高利贷者夏洛克之间的矛盾冲突。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是商业上的对手，加之信仰不同，所以结下了深刻的仇怨。安东尼奥为了朋友而不得不向夏洛克借钱，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高利贷者竟然不要利息，只是说如果到期还不了钱，就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然而不幸的是，安东尼奥到期真的无法还钱。于是夏洛克要求威尼斯法官依法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就在这危急关头，女扮男装的鲍西娅来到法庭，为安东尼奥辩护并赢得了胜利。作品中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商业上的利益冲突，更主要的是种族和宗教矛盾。因为作为本帮人安东尼奥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基督徒，而夏洛克作为外帮人他是犹太教信徒。所以，夏洛克处处受到歧视和迫害，正如他在法庭上对安东尼奥的控诉：“他侮辱过我，让我少获五十万金元，笑我的损失，嘲弄我的收益，蔑视我的民族，使我的交易受挫，离间我的朋友，怂恿我的敌人，为什么？因为我是犹太人……”由此可见，夏洛克想用刀割安东尼奥一磅肉来实施报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后台作支撑。如果只是私愤，它可以不借用商业和法律程序，夏洛克认为自己代表了“公愤”，所以他需要向安东尼奥在公开场合轻蔑他一样，到公开场合和正式场合表达自我和报复对手。在此我们看到了夏洛克及其犹太民族的不幸。所以，夏洛克的复仇既是个人复仇，又是公共复仇，夏洛克的复仇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当夏洛克在法庭上以“民族”大任为己任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犹太人在场观看审判的进程，但并没有人公开为他喝彩。这表明了莎士比亚对其采取“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的不赞成，因为这是有悖于基本的人性和宗教伦理的生命原则的。夏洛克因此被认为是残酷无情的冷血动物。而安东尼奥则与夏洛克不同，他将自己的原则建立在慷慨大方和对朋友的友爱上。他认为仁慈比公正更为重要。所以安东尼奥为了朋友甘愿负债甚至赴死，这证明了他的仁慈和爱。这就与夏洛克的残忍复仇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法庭以谋害威尼斯公民罪判处夏洛克死刑时，安东尼奥则要求法庭将对夏洛克的裁决由死刑改为没收财产，他认为这样更能体现法律的仁慈和公正。在莎士比亚看来，法律既要代表公平，更要代表善。法律的条款应具有公平公正的效力，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并非如此。夏洛克虽然是一个凶狠歹毒的反面人物，但作为受种族迫害的犹太人，莎士比亚对他给予了深切同情。莎士比亚认为在现实舞台上的强势与弱势并不代表真正的正义，公正的法律应该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应该是外帮人犯法与本帮人用一样的标准审判。但是威尼斯的法律显然更保护本帮人和基督徒的利益。对于外帮人夏洛克来说，财富是他自我生存的物资根本，法律是他自我发展的精神依据。犹太教义告诉他：生活中一定要有财富，并且要仔细地看管自己的财富。由于当时威尼斯的法律表面上是保障外帮人的基本经济权益，放高利贷也是一种合法挣钱的方式，所以在夏洛克看来，服从犹太教和威尼斯的法律就是正直和善，就应该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他的想法虽不高贵和大方，但并非不合法。但是夏洛克在生意场上经常遭受基督徒的欺凌和侮辱。在法庭上也是一样，原本要实施报复的夏洛克，但在冒牌律师的辩驳中败下阵来。当夏洛克发现自己已经败诉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愿意退让，从三倍的数额退回到只还本钱再退让到放弃打官司。但最终法官判决没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