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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运用权力/话语理论分析《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分析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建立的“反话语”对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客观地勾勒出夏洛克的人物特征，揭示了“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作者指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动态的平衡恰恰建立于两者的对抗与融合之上。

　　一
　　
　　历史上，《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总是以喜剧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人们憎恨他的狡诈与冷酷，为他的受窘和被罚拍手称快。在莎士比亚时代，夏洛克的着装和其他剧中人物有所不同，以此将自己和基督徒区分开来。然而，人们对夏洛克这一人物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有关夏洛克的评论经历了从道德哲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多元化批评的过程，从最初的“喜剧人物说”或“否定人物说”，到“悲剧人物说”，认为夏洛克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他的报复代表了犹太人的反抗，再到“两分说”，即认为夏洛克身上兼具喜剧人物与悲剧人物的成分。在各方视角的评论下，夏洛克这一人物形象愈显生动、丰富与深刻。本文将夏洛克置于权力话语理论之下，通过分析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建立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对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hegemony discourses）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客观地勾勒出夏洛克的人物特征，揭示了“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指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动态的平衡恰恰建立于两者的对抗与融合之上。
　　
　　二
　　
　　“权力”（Pouvoir）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关键词之一，它是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与主体研究的重要工具。福柯的权力与传统的权力不同，他认为“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也就是说，“权力应被理解为多重力的关系，我们不应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汪民安，2002：82）。权力并非仅掌握于所谓的权力的源头，即统治阶层或霸权阶层的手中，而是渗透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或霸权阶层与边缘群体的差异性关系中。存在于差异性关系中的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施，同时又使话语拥有权力。“在话语政治中，边缘群体试图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差异，使其自由发挥作用。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断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他们也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Foucault,1980b:101）。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就是通过浓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提供了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了阐发被边缘化群众之欲求的一种手段”（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 2001:74-75）。在反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中，两者逐步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形象通过其建立的“反话语”与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对抗与融合而跃然纸上。
　　
　　三
　　
　　夏洛克这一人物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尽管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却一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犹太人的历史是流浪的历史，犹太人被看作是“异化的代表”，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因受迫害而不敢购置产业，他们只得收集大量现金，以放高利贷为业。既以放高利贷为业，犹太人就不得不谋取重利。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用公正深刻的手法表现出犹太人受压迫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描写了被压迫者一旦得到报仇雪耻的机会，将作何反应。剧中包含了“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以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夏洛克的言行中隐含着“反话语”，在“反话语”与基督徒巴萨尼奥、安东尼奥、鲍西亚等建立的“霸权话语”的对话与交锋中，夏洛克的形象逐渐凸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伪善、狡诈、冷酷、自私的夏洛克，而且是一个值得怜悯又具有些反抗精神的血肉丰满的人。
　　“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始于第一幕第三场，当巴萨尼奥向夏洛克借钱时，夏洛克道出了平日所受的侮辱：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
　　好，看来现在是您要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好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夏洛克的这番话不仅表明了他所受的欺凌与唾弃，同时也揭示出当时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而剧中第三幕第一场夏洛克那段著名的控诉则堪称“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宣言：
　　“他曾经羞辱过我……侮蔑我的民族……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来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在法庭上，夏洛克执意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取一磅肉，“……一定要按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您的宪章就会失去效力，您的城邦也将不成其为自由邦。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除了因为我对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117）。身为犹太人，夏洛克饱受凌辱与唾弃，在社会生活中，他无法获得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只能通过报复的手段赢回些许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报复显得过于残忍，可它毕竟是边缘群体实现自己欲求的一种手段。弗奈斯本曾说“他（夏洛克）爱钱，他并不讳言——他到市场上大声呼号，但是他还有一点更宝贵的在。受害的心的补偿——不可言述的耻辱之公正的报复；虽然他们以十倍的钱还给他，他也拒绝。三千两银子，十倍的三千两的银子，他也不惋惜，只要能买他的敌人的一磅肉”（转引自梁实秋，1995：393）。作为基督教社会的边缘人，夏洛克试图瓦解基督徒在社会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这种意图也体现了“被边缘化群众”的一种欲求：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力，恰如福柯所定义的“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field），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但却从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1980:102），这种从未稳定的统治效应表现为“反话语”与“霸权话语”之间的动态的平衡。
　　这一动态的平衡不仅建立在如前所述的“反话语”对“霸权话语”的反抗之上，同时还建立于“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和对自身的颠覆之上。“霸权话语”对“反话语”的颠覆首先表现为安东尼奥引用《圣经》中的神圣文本来颠覆夏洛克的形象。当夏洛克为自己放高利贷博取利息发财致富进行辩护时，他向安东尼奥讲述了《创世纪》第30章中雅各发家的故事，这一故事使得夏洛克笼罩于圣洁的色彩中，显得精明而公义。而安东尼奥则将雅各发家的典故作了重新解释，“指出雅各发家是出于上帝的恩宠而非雅各自己的精明打算，恢复了此典故在神圣文本中的原意，从而揭开夏洛克为自己蒙上的一层遮羞布，也拆穿了夏洛克卑劣的意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