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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对当代俄语生态文学的文本分析,阐释了其中与生态末世论紧密相连的弥赛亚意识。英语毕业论文范文作者追踪了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与艾特玛托夫为危机中的人类求索救赎之路的独特历程与殊途同归的指向———从泛神论的起点到基督复活的终点、从信仰抵达理性的漫漫途程,探讨将弥赛亚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普适性及其深刻用意,即重建以人类集体生存本能、集体理性为依托的遵循生态律令的新型生态伦理———新的人道主义。这将为人类带来绝处逢生的希望之光。

关键词:俄语生态文学弥赛亚意识集体理性　

生态伦理与西方的生态思考相比,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宗教沃土更凝神于末世论这一重要神学主题。①弥赛亚意识作为基督教的重心,也自然成为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重要内容。末世论与救赎说探讨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生态危机语境下的犯罪与救赎问题。俄罗斯生态末世论介于启示录和乌托邦之间,沉重的灾难感永远伴随着对理想世界的不灭憧憬和对救世主的强烈渴盼。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应当何去何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促使哲人与诗人们在直面人类生态末世命运的同时,又进一步探讨人类的出路。不同以往的是,当代生态思考中的弥赛亚意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信仰,它被注入了浓重的理性色彩。当代著名学者莫伊谢耶夫(Н.Н.Моисеев)指出:“乌托邦的基本思想就是相信可能存在那样一个能够遵循生态律令原则的社会”(184)。生态律令即人类的集体生存本能和集体理性。人类的文明之路在于理性的复归,理性的复归要靠信仰来完成。信仰的作用在于通过上帝直抵人心,从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在表现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俄罗斯古典文学更多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传世佳作表现的都是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深切眷恋之情。20世纪上半叶,又有叶赛宁吟咏自然的诗篇、普利什文的《在飞鸟不惊的地区》(1907)、《仙鹤的故乡》(1929)、《大自然的日历》(1937)、《林中水滴》(1940)、《生命之根———人参》(1933)、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生活的故事》(1946-1965)、卡扎科夫的《橡树林中的秋天》(1969)、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1957)、《一滴露水》(1960)、《四季:俄罗斯大自然的图画》(1964)、《第三爱好》(1967)等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体现更多的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的精神理念。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是20世纪俄语生态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盲目的乐观主义转向了危机意识,在30-50年代高奏的修筑大运河、大水电站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为人们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

70-80年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触发了俄罗斯作家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他们从不同视角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如马尔科夫的《啊,西伯利亚》(1973)、特洛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1973)、雷特海乌的《鲸群离去》(1977)、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2-1975)、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1976)以及后来发表的政论体小说《失火记》(1985)、特写《俄罗斯河口》(1988)、《西伯利亚,西伯利亚……》(1988)、《贝加尔湖》(1989)、《傍晚》(1997)、《农家木屋》(1999)、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1970)、《花狗崖》(1977)、《断头台》(1986)等等。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更催生出谢尔巴克的纪实中篇小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古巴列夫的两幕悲剧《石棺》、戈西茨基的抒情随笔《艾蒿之星陨落了》、科瓦列芙斯卡娅的抒情诗《折断一只翅膀的伤鸟》、梅德韦杰夫的《切尔诺贝利笔记》、雅罗申斯卡娅的《切尔诺贝利。绝对机密》和波罗沃伊的《我的切尔诺贝利》等一大批作品。其中,《鱼王》发表后马上引起了轰动一时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激烈讨论,对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告别马焦拉》、《白轮船》和《断头台》等作品也都以鲜明的生态主题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同19世纪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大多融入了鲜明的悲剧意识,带有生态末世论的色彩。当代作家、批评家扎雷金(С.Залыгин)在论文“文学与自然”中形象地概括了这一令人感伤的变化:要知道在以前的古典猎人小说中主人公(通常就是作者本人)首先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不无忧虑地思考,同自然交往———我就要死去,而这片土地,这片森林、这条河流,还有这片天空,将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永存,甚至不会发现我不再与他们同在。”现在呢?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十年过后,这片土地、森林与河流还能留下什么?这里将会立起什么样的建筑,连通什么样的道路和管线,架起什么样的输电线?而且连这里的天空都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还是被什么东西熏黑、遮蔽?其实还有另一方面:这里将会抛下什么? (25)在生态危机语境下,俄罗斯思想界不约而同地从以东正教传统中寻找救赎力量。从历史文化传统观之,在自我意识深处,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挪亚的子孙,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俄罗斯和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是一个弥赛亚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俄罗斯是“全世界唯一体现上帝的民族,是将来以新的上帝的名义更新和拯救世界的民族”(103)。在西方工业文明引发消费享乐主义泛滥,导致生态与精神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人仍然坚信能够担当起在全球范围内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重任的只能是俄罗斯文化,“因为它拥有与‘新教伦理’完全不同的集体拯救的伦理观念……这样的观念可以被称为‘东正教伦理’,俄罗斯思想要以此作为建构世界性社会的‘精神’”。②思想家们同样意识到,当今时代基督教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正在削弱,但是对于改造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言,舍弃两千年来承载着人类道德理想的宗教似乎别无他途。故而基督教作为俄罗斯思想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根基之所在,受到当代俄罗斯思想界一致的肯定。而且,以东正教伦理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成为危机时代不可或缺的救赎力量,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它符合生态律令。

所以莫伊谢耶夫说:“应当在理性圈意识形态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宗教和教育”(99)。库拉硕夫(В.И.Курашов)更是把这种作用绝对化,认为“没有宗教世界观和宗教末世论的感召,保护自然和地球上生命的生态呼唤就不可能在科学知识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29)。俄罗斯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思想最深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19世纪以来,弥赛亚意识一直感召着作家们的思考和创作。而当代俄语生态文学的末世论主题与弥赛亚意识的转变本身既弥漫着危机时代的悲剧色彩,同时也透射出面向未来的“积极的末世论”深刻内涵。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问题相当庞杂,因篇幅所限,笔者本篇专论“当代俄语生态文学中的弥赛亚意识”。③并且本文仍以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例进行文本分析。④以宗教视角观之,他们恰好分属不同类型:在阿斯塔菲耶夫作品中,泛神论表象下隐藏着深沉的东正教意识,上帝同时承载着创世与救世功能;拉斯普京透过多神教的成分逐步向东正教靠拢;一再申明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艾特玛托夫,却在作品中塑造了新基督的形象。这三位作家从泛神论的起点到基督复活的终点,从信仰抵达理性的漫漫途程,正凸显出将弥赛亚意识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普适性及其深刻用意。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泛神论色彩和基督教意识呈现为显隐两重结构。他首先从泛神论视角关照大自然:“地上的原始森林和天上的星星都是在亿万斯年前还没有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有的了。”

在寂寥虚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面前,人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在大森林里等待一滴露珠从树叶上坠落的时刻参悟天地造化:寂静好象已经到了顶点,但是我凭借的既不是听觉,也不是肉体,而是凭借了对自然的内心感应,感到了极顶的寂静,感到了新生婴儿在诞生之日囟门上的搏动———正如古人说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圣灵在世上翱翔的刹那来临了。森林的深处好像听得到一种神秘的气息,轻微的足音。甚至觉得天空中浮云也象是别有深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