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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最优规模的研究有很多，但都是侧重于一个方面，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国外对于高等教育规模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最小二乘法或随机边界法，建立二次成本函数或CES成本函数。Cohn(1989)[1]研究了1981-1982学年美国1195所公立高校和695所私立高校的全日制本科生招生人数，以教职员工的平均工资作为对投入成本的变量，建立二次成本函数，用最小二乘法作为回归方法，得到的最优教育规模与现实间的差距较大。De groot等人(1991)[2]，研究了1983年美国147所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的数据，研究全日制本科生招生人数，以国家教育经费作为投入成本，建立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用最小二乘法作为回归方法，得到了较好的拟合结果。Johnest(1996)[3]研究了1989-1990年英国61所高校的数据，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的总和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二次成本函数，运用随机边界法和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结果显著性微乎其微。Stevens(2005)[4]，研究了1995-1998年英国的80所高校，研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以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总支出处以劳动力价格）作为支出成本，建立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随机边界法得到了较好的研究结果。
　　　国内主要侧重于结合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卢文忠、周亚君(2009)[5]研究了直属于教育部的76所高校，运用多产出固定成本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高校教育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徐建培(2004)[6]，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高校教育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并倡导建立高等学校的知识联盟。毛盛勇(2009)[7]对高等教育的供求进行理论分析，建立了反应国际平均水平的高等教育规模的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高等教育规模的现状，得到结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并不过度，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并不适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规模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总之，减少失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很有研究的必要。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定性研究，缺少相应的定量分析，并且只考虑到了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因素，而忽略了与具体国情的联系，因此对于特定的某些国情的国家失去了指导意义。国外相关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他们所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具有自己的特点，相应的教育、经济、就业环境与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知识失业现象的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们治理知识失业的政策措施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从定性、定量两方面确立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失业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保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确定高等教育的最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