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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 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 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 58~59）。2. 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 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 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 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10, 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结束语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参考书目：华岗. 《规律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 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 《外国语》，1994, (4). 劳陇.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 《中国翻译》，1996 a, (2). 劳陇. 译意论[J]. 《外国语》，1996 b, (4). 劳陇.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 《中国翻译》，2000 a, (4). 劳陇. 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b, (9). 李田心. 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 《中国翻译》,2000, (5). 林璋. 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 《外国语》，1999, (6). 刘宓庆. 现代翻译理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 现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 事实胜于雄辩[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7). 王东风. 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99, (1), (2). 王东风，楚至大. 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 《外国语》，1996, (5). 吴义诚. 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 《外国语》, 1997, (5). 许均. 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 《中国翻译》，1996, (1). 杨自俭. 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 《中国翻译》，2000, (5). 曾近义等.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 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 (10). 张南峰. 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 《外国语》，1998, (3). 张南峰.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 中国翻译》，2000, (2). 朱纯深. 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翻译学：反思与前瞻[J]. 《中国翻译》，20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