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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和共生之物，语际翻译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所以，在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命题下，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其本体论地位上来说，它被笼统地归于某一语言、文化的传统思路也是值得商榷的。借用中介理论和中庸辩证法，试图说明语际翻译是一种独立于此两种语言、文化之外，又与此两种语言、文化有着必然联系的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而中国哲学在译论中的缺席，使语际翻译的本体论地位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 　　 1 作为中介的语际翻译：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 　　传统“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略掉和损失了许多意义，如上所述，它就包含不了“两极相逢”的特殊意义和意味。我们一般会认为，所谓事物的对立，通常指的是质的对立。但是，实际上，一切相互对立的事物质上的不同，都是由量的积散程度促成的。因此，相对立的事物之间，在其显现为质的对立的同时，还存在着量的可比性，存在着一条由此及彼的逐步递增或递减的某种量的连线。既然是量的连线，便有一个可测量的中点或中间阶段，便有一个相对于两端而言的“中”。因此，在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之间应该还有个“中”存在。由于传统二元论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中”为中介。中介，德语写作vermittlung，其基本含义是居间联系、居间调解的意思。它作为哲学范畴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也是他哲学著作中最常见的概念之一。黑格尔认为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他物既是又不是。中介是事物联系的中间环节，事物发展的过渡阶段，或是事物质变的转化条件；或是事物相互区分的界碑;或是事物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或是事物相互沟通的桥梁。总之，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质与量相统一的度里存在的，都有一个产生、成长、灭亡的过程，都有一个两端与中间状态。两端必然具有相反或对立的性质，两端之间必然有中间状态。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概念中都可以找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中间状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说过，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过“中介”概念，但他在不少论述中都包含着“中介”的思想。他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他还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尽管中介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宽带，还可以是能够与此物、彼物相提并论的“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意义上的事物，但这些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是居中者或第三者。中不仅有其“介”性，也有其存在的自性。由于“中”是相对于两端而为“中”，也就是说，由于它脱出了两端的范围，不属于两端中的任一端，因此它便自成一种相对于两端而存在的新的质。换言之，它是相对于对立的两极而言那个参与进来的第三者。也就是说，“中”不仅仅是两极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居间环节，事物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或是对立双方相互渗透的纽带和相互转化的桥梁，它还独立于左右之外而不是附属于左右之下，具有存在的绝对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仔细分析过两端和中间的种种可能情景，他指出：两极和中间三者，“每一种都以某种方式和另外两种相反对：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而它们之间又相互反对，中间也和两极端相反对”；“中间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端。”亚氏还说：“美德是一种中庸，而就其为最好的和应当的而言，它是一个极端。”因此，如果可以按照中介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探讨语际翻译，我们就应首先承认，语际翻译本身是与牵涉到的始发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鼎足而立的一种语言/文化形态。换言之，中介理论和亚氏的哲学思想或可为语际翻译的本体论性质定位，但中国哲学更有利于对这种性质的分析和阐发。语际翻译的“居中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庸之道”，以及用这种哲学思想认识分析语际翻译的可能性。 　　 2 语际翻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存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 众所周知，“中庸” 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它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论语》一书，但“中庸”的观念却由来已久。“中”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观念，最早出现于商代遗文《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除《盘庚》之外，《尚书》中的《立政》、《吕刑》等篇也有多处提到“中”、“中正”等。在这些典籍中，“中”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合理。孔子继承了前代“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之说，并把它提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注《礼记•中庸》解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广雅》曰：“庸，和也。”由此看来，“中庸”就是“中和”，就是“太平和合”境界。《国语•周语》云：“声应相保曰和”，意思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互相协调呼应就叫“和”。《国语•郑语》中史伯认为，“和”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和谐的统一，它可以形成新质。从“中庸”的角度来看，既然语际翻译要最终推出一个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本，那么，它对相互异质的两种语言/文化因素的吸收、调节以及组织，它对这些因素的重新创造，都要求文本走向“中和”，实现新的价值融汇，体现新的意义创发，显现“居中调停”的“居中道者”的语际翻译的作用与意义。所以，作为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是异质语言/文化和谐共生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此外，中庸之道向来被看作是黑格尔式的“合二为一”，即正、反、合的过程。中庸之“中”就是“合二为一”的“一”；“正、反、合”的“合”，它是对两者互相比较訾议、取长补短之后得出一个既不同于两者、又不离于两者的高于两者的第三者；所以，它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因此，语际翻译既预示着多种语言文化的共生，也意味着多种语言文化的融合。除“中和”之外，“过犹不及”也是中庸的主要特点，即在对立面相互制约的统一中把握度。做成任何事物，就是要达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及”则达不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能做成这一事物。“过”则超过了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同样不是这一事物。因此，“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寻求“中道”就成了理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语际翻译也是一样。语际翻译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平衡的点，以做到恰如其分，而且要把两种语言/文化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这样就可以此之长，济彼之短，在两端的互补互济中求得正确合理的“中”的效果。作为第三种语言/文化的语际翻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的跨文化意义是两种语言/文化、两个世界、以及两种精神之间的一种平衡，一种基础。没有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没有此语言/文化和彼语言/文化之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谈德性时也都认为只有中道才是德性，因而将两端分别称为过度和不及。那无异于说，是首先有了中间，然后方有两端之相对于中间而得名。正所谓“中间生两极”。如上和下双方要形成对立，左和右双方也要形成对立，它们都以“中”为界，没有“中”，就无所谓上和下，左和右。又如在实数体系中，正数和负数是对立双方，而零是对立面的中介；没有零，正数和负数就无从区分。换言之，没有中间也就没有两端，也就没有判断活动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语际翻译孕育并创发出了始发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二者未来的趋势和走向。这意味着，语际翻译不仅沟通两种语言/文化，而且确保了它们的历史成就与未来走势，同时，它还是它们之间互动的风标，是它们共同的“语言”，因而也就是对它们加以认识与探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语际翻译作为中介，作为始发和目的两端语言/文化沟通、对话的桥梁，在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中，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下是它形成历史性影响的明证：在8世纪，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飞速发展，使阿拉伯国家在数学、医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12世纪前后，当时的欧洲以古罗马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