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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不同文化的诠释。代写翻译论文传统观念中,翻译对文化的忠实与叛逆是各有其理,却又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忠实与叛逆的结合需要有“度”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在考虑客观文化条件和译文读者倾向性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才能把握好翻译对文化忠实与叛逆的度的问题,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成功交流。　　

〔关键词〕文化翻译忠实叛逆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极其古老的历史和非常广泛的涵盖面。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系统,包括知识、信仰、风俗、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等〔1〕。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本民族文化长期发展形成的,都源自文化也代表着文化。语言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同语言的相互交流,必然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翻译作为不同语言间交流的桥梁,不仅仅是语言符号间的转换,更是对不同文化差异的诠释。这种诠释究竟是对文化的忠实还是对文化的叛逆,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一、文化忠实与叛逆的传统诠释

传统译学很早就注意到了翻译的“忠实”问题。需要指出,传统译学的“忠实”更多地并非指广义上的“对等于原文”,而是倾向于“直译”的理解。比如巴托就认为译文应该要“不增不减不改”〔2〕。英国译论家萨瓦利认为“译者永远不能允许忘记自己是译者的身份。他得承认,自己不是原作者,手头的作品也不是自己的作品;自己只是沟通作者和读者思想的桥梁和渠道”〔3〕。而作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佛经翻译代表人物之一的道安,强调翻译的“质”,认为“唯惧失实”〔4〕。近代严复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其中首要的是“信”,即要忠实;但到底要忠实于原文的什么,忠实到什么样的程度等问题,仍是十分模糊。这些关于翻译“忠实”的观点,必然包含着对原文所表现的文化的忠实。但是,一种文化在通过翻译被传递给另一种文化时,“对文化的忠实”是忠实文化的形式还是文化的成功传递,是忠实文化的外在还是文化的内涵,这些问题似乎很难界定。

翻译与文化叛逆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西方有谚语说“译者即叛逆者”。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尔皮提出了翻译是“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观点〔5〕。“叛逆”似乎是翻译无法摆脱的宿命。英国的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包括两个基本程序:一个是理解,可能包括解释;另一个是表达,可能包括再创造〔6〕。让·德利尔则认为:译者拥有撰写文章的能力,译者虽然不是作品的主人,没有作者的灵感,但却是文字表达的主人〔7〕。不管是彼得·纽马克还是让·德利尔都认为翻译是创造性的活动,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在进行翻译时,对另一种文化的诠释必然包括对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从翻译理论中对文化忠实的传统诠释来看,强调的是译文要以原文为唯一衡量标准,强调的是没有任何增减与改动的译文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就是成功的翻译;而“叛逆”这个听起来与翻译背道而驰的词汇,是与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紧密相连的,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完全依照原文的样子依样画瓢,而是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手段,就可以看作是对原文和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叛逆”翻译。笔者以为,忠实与叛逆这两个明显矛盾的表达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文化忠实与叛逆的真伪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对文化诠释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文化交流的成功与否。但是,说到“诠释”,翻译对文化的忠实与对文化的叛逆之间,似乎是相互对立,绝对矛盾的。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是对文化的忠实还是对文化的叛逆,都不是翻译的唯一衡量。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要受到译者意识形态和在译入语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支配,“忠实”不过是众多翻译策略中的一种,不可能成为唯一的翻译测量〔8〕。既然忠实不会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叛逆同样也不可能成为翻译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忠实与叛逆都需要有一个“度”作为前提条件。如果译文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绝对地、完全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忠实于原文所涉及的文化,尽管这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但是通常人们会认为这必定是充分体现了原文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是对原文最好的翻译。但是,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原文和原语文化;而另一个方面,即译文和译入语文化,却被忽视掉了。忽视译文和译入语文化,也就是忽视了译文的读者。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三者间的关系中,读者不仅是被动接受,或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读者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9〕。它的另一个核心范畴“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包括了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直觉能力、承受能力和接受水平等,主要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文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10〕。在接受美学理论看来,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译文相融合,译文才存在被接受和理解的可能,文化的交流也才存在着成功的可能。一个“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可能确实充分体现了独特的原语文化,但却极可能忽视了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忽视了译文读者的“传递过程”,忽视了读者期待视野与译文的融合,容易让译入语读者感到诘屈聱牙、难以理解。这样的翻译忠实恐怕不能被称作对文化真正的忠实,只能是对文化的“伪忠实”。而翻译对文化的叛逆问题,也是如此。翻译的文化叛逆是对文化的创造性翻译。这种创造性是有一定限制,并非绝对自由的,必须以原文及其所展现的文化作为创造的基础,创造的目的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了有助于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与原语文化,超过这个目的的其他内容很容易造成过度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译者不顾原文内容,不顾原文所表现的文化,一味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度,进行自由地叛逆性翻译,显然这样的叛逆翻译已经不能被称作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而只是译者自己的作品,只会导致文化交流的失败。

因此,翻译对文化的忠实与对文化的叛逆,这对看似矛盾的观点都是有“度”作为前提的,都不是绝对的,超过了一定的“度”的限制,忠实与叛逆的真伪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翻译对文化的忠实与叛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而且只有当二者被恰当地结合起来之后,翻译活动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为文化的成功交流发挥最大的作用。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原富》,前者在坚持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而后者则更多地“忠实”于原文。对于二者,严复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将翻译对文化的忠实和叛逆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三、翻译中文化忠实与叛逆的结合

前文提到,在一定条件下翻译对文化的忠实与叛逆的很好结合,才能保证翻译活动的成功,保证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成功。这里的“一定条件”指的是翻译所面对的三种主要条件,即客观的文化条件、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译文读者的倾向性。它们对翻译的具体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译文的倾向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决定了翻译活动中对原语文化忠实与叛逆的程度。

1.客观文化条件下文化忠实与叛逆的结合

翻译所面对的“客观文化条件”是翻译活动面对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是翻译进行的前提和基础。Nord认为,人类的交际要受到情境的制约,而情境又是植根于文化习惯当中的〔11〕。因此,翻译作为人类的交际手段和渠道,必然受到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限制。译文要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传达出原文所表现的文化,是译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在翻译活动中,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否相当呢?孙会军指出,“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彼此输入与输出的现实,往往是两种文化进行实力较量的结果。”〔12〕由此看来,除非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实力相当,否则二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必然有所差异。实力更强的文化将在翻译活动中受到更多重视,发挥更大作用;而实力更弱的文化则有可能被忽视。文化对能否实现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成功转换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民族性、兼容性、渗透性和干扰性〔13〕。当两种文化通过翻译活动进行交流时,其中一种更为有实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