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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义德指出东方学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干涉之后，人们就特别注意西方知识界对第三世界文化的“误读”、“妖魔化”。他们通过考察西方翻译史，发现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在翻译其它文化时，倾向于采用“通顺的翻译”策略，认为这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现。从根本上讲，认为翻译有意识形态倾向是不错的，但我们要防止这一观点可能引起的偏激反应，过分强调翻译的意识形态性，将翻译策略彻底意识形态化。这种观点没看到西方文化还有和东方文化平等交流的一面，它忽略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忽略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复杂关系。即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仅受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取决于其它多种因素，我们不能将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倾向进行机械地一一对应。书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向来为西方人所敬畏。书法经典著作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唐孙过庭撰《书谱》墨迹是经典的草书法帖，其文字又是一篇绝佳的书法论文，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论及的问题，因而在书法批评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只有到了《书谱》问世，中国书法理论的宏大体格和学科性格才真正得到了确立”(陈振濂 1997：369)。到目前为止，《书谱》有两个英语全译本，一个是孙大雨译本，另一个是美籍华裔张充和(Chang Ch’ung-ho)与德裔丈夫傅汉思(Hans H.Frankel)的合译本。孙大雨译本完成于1929年，最初发表于吴经熊、温源宁主持的《天下》英文月刊1935年第2期，后来收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古诗文英译集》；张、傅译本1995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该译本汇成一册的，还有他们对宋代姜夔《续书谱》的翻译。本文拟对这两个《书谱》译本进行探讨，进而说明翻译策略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

2 .诗人情趣与汉学背景

据上海外教社《古诗文英译集》影印的孙大雨1981年对《书谱》英译初刊本的题跋，孙大雨翻译《书谱》时正在纽约留学，时年24岁。译出后，“搁置箧中多年，后于1935(年)应《天下》月刊主编温源宁之邀”，方才“匆促中发表，未及修订”。孙大雨在这期间翻译《书谱》，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书法的喜爱，“他(孙大雨)酷爱书法，长期订阅书法杂志，他也酷爱艺术，《艺苑掇英》杂志很贵，他则每期必买，至今家中存留很多这类期刊”(孙近仁，孙佳始2000：221)。二是他要在汉英翻译中检验、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这在一个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生身上很容易理解。所以，孙大雨翻译《书谱》没有赞助人，而其中的文化传播意识，即使有，也应当不强烈，这多少有些“为翻译而翻译”的意味，否则译出全文后，不会“搁置箧中多年”。王宏印(2009)认为，“(孙大雨译《书谱》)也许在总体的翻译定位上，是否完全定位为西方读者，或者是对中国书法有基础的西方读者，尚不是很清楚”，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既然“为翻译而翻译”，读者定位当然就不明确了。张充和、傅汉思翻译《书谱》在动因上与孙大雨明显不同，他们有明确的读者群。两人1949年初赴美定居，1962年傅汉思被耶鲁大学东亚系聘为教授，张充和也开始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直至退休。退休后，书法创作和教育仍是张充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张、傅翻译《书谱》，是在美国书法教育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译本得满足学习中国书法的西方大学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谨的译本是首要选择。因此，他们(1995：xv)决意放弃现成的孙大雨译本而另行翻译“，孙大雨六十年前的英译有开创之功。这个译本读起来不错，但译得实在太随意，一些困难的语句被省略了”。在主体构成上，双方译者也有明显区别。孙大雨是非常活跃的诗人，与闻一多、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热烈追求自由心性，对语言有着特异的敏感。早年的张充和与孙大雨有共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类似的自由心性，但其后来的经历与大雨先生颇不相类，而合作者兼丈夫傅汉思的背景与大雨先生则更是特异。傅汉思出生于德国古典语文学世家，其家族中的傅兰科尔、傅雷恩科尔是研究希腊语文学和拉丁语文学的名家，傅汉思从小便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欧洲语文学训练(刘皓明 2004a)。傅汉思所接受的古典和罗曼语文学传统具有科学精神：在这一传统的五个特征中，“……第二是科学法则的运用，就是在对材料的全面和广博的占有基础上，运用从培根到笛卡尔等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工具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和提炼；第三是建立在这种博学和科学法则上的精读与文本分析……”(刘皓明2004b)当傅汉思带着德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进入《书谱》翻译，必然对妻子张充和，并进而对整个译本的面貌产生影响。因此，如果说孙大雨翻译《书谱》是一个对语言有着特异敏感的诗人出于个人兴趣而展开的活动，那么张、傅的翻译就是有着科学精神的学者出于现实需要而展开的活动。此外，张、傅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大量资料，为了这次翻译，他们“几乎读遍了所有有关书法的资料。当时汉斯还经常向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请教有关姜夔《续书谱》的问题”(张充和,孙康宜 2010:51,54)，这些是当年大雨先生不可企望的。不同的条件强化了双方译者在翻译动机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也影响了他们的翻译策略。

3 .诗性翻译与知性翻译

纽马克将文本的功能分为表达、信息、祈使、人际、审美、元语言等六大类，在孙过庭《书谱》中，最突出的是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书谱》是书法批评的经典著作，对书法发展史、学书过程、基本技法、书体功用、书法欣赏等很多问题的独到论述世所公认，因此《书谱》首先是一个信息性文本。同时《书谱》的文字很优美，虽然颇有些“辞藻过剩”，以致包世臣“删浮言以显名理”(熊炳明 2003：215)，但其“极富文采，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书论著作，而且也是一篇文辞华美的散文佳篇”也不可否认(马永强 1986：5)。在理想的状况下，译作当然应该兼具信息功能和审美功能。但这是困难的，当译文无法兼顾原文的多重意义，意义传达便有了轻重缓急的选择。虽然《书谱》两个译本的译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原作的信息功能，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张充和、傅汉斯将认识功能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上，不会因为审美的需要影响信息传递。孙大雨则出于对语言的偏好，将一部分注意力分担到了审美功能上，从而对信息传递造成了伤害。此外，孙大雨所传递的语言之美，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书谱》原有的语言之美，而是他根据英语规范进行的再创造，因此他的翻译是偏重诗性的。张充和、傅汉思译本则崇尚科学性，力图冷静地再现原文，要将原文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呈献给读者，拒绝加入自己的主观因素，简言之，他们的译本是偏重知性的，折射出他们的教师和学者身份。

3 . 1 译本构成张充和、傅汉思译

《书谱》采用了厚重翻译法。“厚重翻译法”是奎姆·亚皮尔(Kwame Appiah)提出的概念(2000)，它“通过注释、术语表将文本置于一个丰富的文化及语言语境中”，让读者感受原文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是一种“学术性翻译”。张、傅译本有完整的组成，除翻译正文外，有34个注释，一篇介绍孙过庭生平及艺术成就的“序言”，还有对96位相关历史人物的介绍、书法术语表、参考文献、索引等。此外，译本附印了孙过庭《书谱》全篇原作墨迹，以及张充和小楷抄录的《书谱》全文。孙大雨译本除译文正文外，只有苏东坡、邓石如、柳公权、林长民等四人的书法作品各一幅，此外别无其它辅助构成。厚重翻译法便于读者更深入地学习书法，其中某些信息甚至是理解译文必不可少的。例如，术语“草书”，两个译本采用的都是音译法，张、傅译作cao(shu)，孙大雨译作cao shu，但孙译本没有术语表，也没有其它注释，而张、傅译本有术语表，解释cao(shu)为“Cursive script . An example is Sun’s Shu puautograph,reproduced in this book”，由此，孙大雨译本会对初学书法者造成障碍，张、傅译本则不会产生问题。又如“钟繇”人名翻译，孙过庭原文有时从姓氏，称“钟”，有时从字，称“元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