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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盲目夸大个人利己主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三、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　　社会资本是西方社会学界新近使用的资本概念。与以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含义不同，“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1](第195页)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诸多学者参与的过程，做出主要贡献的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人。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1990年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发表，对社会资本做了理论上的界定和系统分析。帕特南于1993年出版的专著《使民主运转起来》，使社会资本概念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了长期热烈的讨论。有感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原子化状态造成的社会资本衰落，罗伯特·帕特南花费20多年时间，对意大利地方行政区的社会状况做了长期的实地追踪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社区成员之间具有较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长期存在的社会资本优势是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南部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社区成员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感和群体感，“谁相信别人谁该死”、“人人为自己，人人骗人人”是当地长期流行的社会观念[11](第167页)，社会资本的严重短缺加深了经济的落后和社会秩序的动荡。为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1](第217页) 　　尽管社会资本研究首先着重的是当代社会，但其研究过程中也不乏历史的考察。罗伯特·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就有专章“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对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认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11](第214页)这种研究特点自然会引起史学界的兴趣。继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之后，西方史家对社会资本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1997年12月，哈佛大学举办了名为“社会资本的范式：比较视野下的稳定与变革”的史学讨论会。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跨学科历史杂志》开辟专辑，发表哈佛讨论会的代表性论文和其他有关社会资本的专题论文。论文涉及的历史课题广泛，包括意大利市民社会的历史起源、英国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社会资本的多样性、西欧早期工业革命中的社会资本、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资本、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妇女俱乐部、20世纪澳大利亚的妇女自愿团体等等。受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影响，史家们特别关注“信任”、“规范(互惠规范)”和“网络”(社会网络)这三个社会资本内涵的基本要素。其中，又以对历史上特别是社会变动时期社会支持网络的状况抱有兴趣。“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12](第76页)亲属关系是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麦金托什(Marjorie K McIntosh)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由亲属、邻里、同行、朋友关系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即非官方、非制度性的民间支持网络——笔者注)，通过广泛的自助和互助，能够积累可观的社会资本，对于下层劳动者克服生活困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P.466)。本·阿莫斯也针对这一时期强调：“英国家庭体系中亲属义务的弱化被严重夸大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居住单位以外的亲属关系比迄今想象的意义要大得多。尤其在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和动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亲属显然被动员起来作为依靠。”[6](web，P.6) 　　事实上，早在哈佛讨论会之前的80年代下半期，已有学者从社会支持网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关系，美国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教授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1986年，他在英国著名历史刊物《过去与现在》发表题为《英国近代早期的亲属关系与亲属互动》的专文，否定了麦克法伦和赖特森的亲属网络“松散”说。他指出，“英国的亲属体系是重要的、多功能的和容量广泛的体系，而不是狭小、淡漠和局限性强的体系”[2](P.53)。它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具活力和效能。90年代以来迄新世纪初，又有更多的史家论及这一问题，对克雷西的研究予以深化和扩展。他们述及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早期英国诸社会群体的亲属关系进行分类剖析，以求最终从整体上认识亲属关系的社会全貌。二是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此期英国亲属关系的主要特点。　　社会群体亲属关系的考察涉及乡绅、商人、约曼、英国赴北美的移民、学徒仆佣以及国内由乡村流向城市的移民。乡绅是一个十分重视世系和亲属关系的群体，他们期望凭借亲属交往获取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约克郡乡村地区，乡绅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看法：“不管血缘纽带如何脆弱，它们都包含着特定的义务和忠诚，氏族团结在正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是一项重要因素。”[2](P.49)1617—1618年兰开夏郡乡绅尼古拉斯·阿什顿的日记显示，此间他所会来客中，亲属比例多达30%。在乡绅以下的社会成员中，约曼农的亲属关系也很密切。约克郡约曼农亚当·艾尔与邻里、朋友和社会团体都有广泛交往，但并未因此而与自己的亲属疏远。从他1647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艾尔与同辈堂(表)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之间交往颇为频繁，既有货币借支、通信、打板球、进餐聚会，也有彻夜长谈和结伴旅行[2](P.50)。同样，17世纪剑桥郡约曼农中也存在着关系密切的亲属网，奥威尔地区约翰森家族和巴特勒家族的上下辈亲属成员共同参与土地继承和遗嘱旁证等重要事宜。　　市场经济的兴起伴随着商人活动的日趋活跃。资金、原料、运输、分发代理是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基本要素。由于市场体系尚不完备，商业交易往往优先考虑亲属关系，商人依靠自己熟悉的亲属关系建立贸易网络。伦敦一名麦芽商人采购的大麦来自家乡埃塞克斯郡，提供原料的全部是当地同辈或下辈的农民亲属。这种做法在伦敦、波士顿等商业中心十分流行。亲属的忠诚守职增强了商业活动中彼此的信任感。1592年，埃塞克斯郡博克斯德一名呢绒商订立遗嘱，将自己在科尔彻斯特的房产分给表兄瑟斯顿的长子继承，原因是瑟斯顿在他的商业事务中尽心尽力[2](P.51)。亲属网的支持促进了商业网的扩大，成为联系城乡和沟通地方与商业都市的积极因素。近代早期正值英国扩大海外贸易时期，大批商人组建各类贸易公司。与国内贸易相比，海外贸易无疑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甚至气象因素的变动都会极大地影响到贸易的成败。为降低风险，许多商人宁愿使用亲戚作为代理人或合伙人，以防止内部欺诈行为和离心倾向的发生。格拉斯比指出：“亲属关系成为许多合股公司的基础。”17世纪30年代利凡特公司的商人都是公司创建者们的孙辈。公司犹如一个家族，亲属网络在贸易经营中进一步强化。子侄做父辈贸易代理人的情况极为普遍。在赫斯柯特家族中，吉尔伯特爵士驻守伦敦，萨缪尔被派驻但泽经营与俄罗斯的烟草贸易，乔治、约翰、约瑟夫和威廉则被分别派往加勒比和纽约。威奇家族成员中有3人留在国内，3人驻守土耳其，1人驻守西班牙，另2人分驻东印度和俄罗斯[14](P.90)。　　与贸易扩张同步，英国本土人口也大量移民海外，尤其是移往北美。在移民过程中，亲属支持网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新移民往往首先通过书信联系亲属中的老移民，打听有关信息和争取帮助。当他们来到新大陆后，先期移居的亲属又提供更多的具体支持。1635年，移居马萨诸塞州的伦敦商人罗伯特·基尼，在遗嘱中回顾自己对妻舅约翰·曼斯费尔德提供的帮助时说：“在英国我已为他多次尽心，使他从牢里获释，替他偿付债款，在他窘迫时提供一笔资金供他立业，当他处境危急而又神志迷乱时帮他处理许多棘手的商务；然而当我为他了结这一切后，经不住他姐姐(我的妻子)和她朋友的恳求，我又在他生活拮据时让他来新英格兰。我提供路费和偿清他部分债务，借给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