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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格、人格意识、婚恋观。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原初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某种应对生存条件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看法，这些观念通过种族世代相袭、承传下来，深深地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模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5]。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汉民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半封闭的大陆地势，丰沛的水资源，便于农作物的生长。随季节变化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超稳定的生活方式，这就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即被动接受、内向调适、避免冲突、追求天人合一、稳定和谐的性格特征。由经验性生产实践而产生的习俗观念对民族普遍心理势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汉民族严格而稳固的宗法伦理秩序，以原始血缘宗族传统为根基，个人严格自律，置家庭、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出现了中华民族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坚固、完整而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人伦情感、孟子的内圣人格，到汉代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以及宋儒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都在不断丰富并强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阿拉伯文化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文化。阿拉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满目荒凉的沙漠，零星点缀的绿洲，昼夜温差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严峻而恶劣的生存环境，极为匮乏的物资条件，为争夺有限的水草，流血事件频繁，复仇劫掠不断，时处于忧患之中，因而“阿拉伯民族是神经质的民族，常常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而暴怒如雷，不可遏”[6]。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该民族养成粗犷剽悍、无拘无束又易冲动的性格特征。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造就了阿拉伯民族独特的自然人格，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为了生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结成部落，患难与共，表现出狭隘的“团体精神”。这种精神状态使阿拉伯人注重个人和部落的名誉，恪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和国家，氏族部落林立，各据一方。到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提出“穆斯林皆兄弟”，逐渐化解、消除了部落间的隔阂与仇视，阿拉伯民族团结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并以开放的心态吸取了周边各种文明，创造出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则对阿拉伯人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都有所规定。可阿拉伯民族本性中粗犷、率直、冲动的性格特点却始终流淌在阿拉伯人的血脉中。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生活在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上，这里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土地贫瘠，农牧业收获有限。为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进行物品交换和海上掠夺，从而发展了商业和航海业。无拘无束的海盗生活、独立自主的商业贸易形成了希腊民族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公元一世纪，来源于中东希伯莱文化的基督教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这有异于古希腊文化。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主张抑肉伸灵，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希伯莱文化吸纳了古典希腊文化中的某些成份后，演化成新形式的基督文化，以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禁欲主义。直到15世纪末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格全面发展为理想的“人文主义”。个人的权力、个人的的独立性及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肯定和发展。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又延续了这一基本属性，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张，不回避冲突，勇敢地迎接冲突。总而言之，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上则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阿拉伯文化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向外突破，寻求扩张和掠夺。崇尚武力，有着极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族意识强，重部落和个人的名誉，恪守部落习俗。改信伊斯兰教后，遵守伊斯兰教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千差万别。汉民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尚人伦，有着依附人格意识；阿拉伯民族率直、冲动，固守教规，有着鲜明的自然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奔放，追求俗生活、信奉爱情至上，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不同，使三部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表达上、对爱情的态度及面对悲剧的抗争意识上异彩纷呈。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徐剧中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后又用黄狗“偏咬后面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与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憨厚的梁山伯不知贤弟竟是女儿身，一点都不接受暗示，祝英台气得骂他是“呆头鹅”，却仍然不公开真相，表达爱情，从而丧失了父亲指婚前明确两人爱情关系的良机。邵剧中盖斯和莱拉公开而直率地表达互相爱恋之情。盖斯写诗赞美莱拉，将她比喻为“沙漠的月亮”[7]、“羚羊”，在阿米尔部落已家喻户晓。莱拉分别当着众人和地方官面承认“盖斯的爱深藏我心，我与盖斯心心相印”（第一幕），且“盖斯是我心之所恋、心之所托之人”（第三幕），极为坦荡，不掩饰内心感情。莎剧中罗朱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其爱情炽热而又明确。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将其视为“天上明珠降落人间”，是“一位绝世的佳人”，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二幕二场），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托给罗，随他到天涯海角。其次，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梁祝对待爱情表现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其爱情产生于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学习过程中，这是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是先相知后相爱的。盖斯和莱拉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盖斯癫狂而又神经质，不能自己，任其自然恣意。炽热爱情折磨得他身心衰竭，在内志沙漠谷地间疯疯癫癫地游荡，唯有听到莱拉的名字和有关莱拉的谈话才能振作精神。莱拉很理性，深知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一面要维护贞操的圣洁，一面割舍不下心爱的人”（第一幕），她最终用理智战胜了情感。他俩的爱情产生于自小一起放牧、嬉戏中，也是先相知后相爱的。罗朱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无所顾忌的。他俩一见钟情，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是先相爱再相知的，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最后，在捍卫爱情的行动上。梁祝“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8]。梁得知父亲将她许配马家时，先是“惊愕良久”，委婉拒绝；后与父争辩，愤然离去；再是深锁闺中，饮食不进，这便是祝她最激烈的反抗行动。梁欢天喜地来到祝家提亲，知晓祝已明花有主，要祝退婚并想告官，祝则劝道：“梁家无势又无财”，告状“于事无补要先吃亏”，况梁是“单丁子”，请他“另娶淑女”。在爱情留存的危急时刻，它们不是商量对策以求生路，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死。祝要梁将坟墓筑在马家娶亲花轿必经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忧思成疾慢慢地死去，也不愿公开地为爱情决一死战。盖斯为争取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疯狂而丧失理智的。他不顾阿拉伯礼教，在诗中大胆歌咏莱拉。不怕流言蜚语，佯装到莱拉家借火种，去见心上的恋人。向莱拉倾诉爱情，连火盆的火烧着了衣袖，灼伤了皮肉，竞无知觉，最终被莱拉的父亲赶走。请朋友帮忙打探莱拉的心思，还请地方官替他向莱拉父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