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③；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从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晚明江南人也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产生了保护自己生产和生活安全权利的要求，以及思想言论自由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与同时期英国市民社会一样，江南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朝廷的让步。就其影响力来说，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比当时英国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④。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标志着在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其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其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为了抗议苏杭织造兼管税务的太监孙隆的横征暴敛，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他们“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世贞：《本草纲目序》，载《本草纲目》卷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 朱载堉：《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下·交会》，四库全书本。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第30～31页。 ④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在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税官以后，他们立即贴出告示宣称：“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①。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由于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与江南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相结合的局面。为了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政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即使是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遭受税官的迫害，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也亲自出面为其伸冤，呼吁当局为民除害。所以，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与他们同舟共济。天启六年(1626)阉党派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苏州知识分子首先上街游行抗议，随后便发生了3月18日苏州、常州两地市民各万余人冒雨示威、怒杀缇骑的民变。这些“民变”都是在有组织的策动下进行的，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②。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③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二近代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究竟始于何时?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18世纪末英国与中国江南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吗?从人的自由的程度这一人的尺度看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1644年开始的历史大变局。真正的“大分流”是从1644年开始的。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正在推进之中，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历史便大踏步地前进；而1644年中国则发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浩劫，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虐和恐怖的时代。从晚明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向着清政府禁止和限制民间外贸活动的倒退，从晚明市民社会的萌芽向着清政府全面扼杀结社自由的倒退，从崇祯皇帝确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向着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倒退，满清政府几乎把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也就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
具体地说，江南之所以不是英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文秉：《定陵志略》卷五《地方激变》，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杨彝：《复社事实》，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页。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满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对汉民族的征服，完全不是如当今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得人心”。事实恰恰相反，民族征服的实现完全靠的是血腥杀戮。对于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是要做具体分析的。有凭借疯狂杀戮而夺取政权者；有失去人心而凭借恐怖主义使皇权苟延残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