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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思想统治与大兴文字狱结合在一起。在雍正当政的13年中，重大的文字狱案就有7起。而乾隆比雍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上台，立即就将被他父亲免死的曾静砍了头。在乾隆年间不可胜计的文字狱中，比较著名的就有30多起。被乾隆下令凌迟处死的学者有遭曲阜孔府举报的丁文彬、撰写《天台游记》的浙江学者齐周华等多人。此外，有因“意含讥谤”被腰斩于市者，有因“侮慢圣言”被“即行正法”者，有因私藏明末野史被杀者，有因指出《康熙字典》有误被斩首者，有只因说了一句“请镇吓贪官”而被下旨处死者，有因“摘抄小说不根之语”而被下旨“杖毙”者，有因与程朱理学立异而被流放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以“稽古右文”的美名，审查删改天下图书。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大兴文字狱、查处违碍书籍并严惩私藏禁书之臣民的过程。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为了使人“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①。综观历史，当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在英国议会发表《论出版自由》演说的时候，中国正笼罩在清军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之中；当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实行着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当1672年英国议会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多次下令禁止基督教，并最终做出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决定；当1690年洛克发表《政府论》确立“天赋人权”原则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却处于文字狱的专制暴政之下；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口号和原则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1795年英国使团访华，给中国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要求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却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蛮横拒绝……如此，怎么会不出现“大分流”?如此，又怎么能说18世纪末英国与江南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如此，江南人纵然再有秉受天地钟灵毓秀之气的聪明才智，又何以能够使江南成为英国? 三彭慕兰认为，只是到了18、19世纪交替的时候，由于英国煤矿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偶然因素，才使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因此，“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最终只能从偶然因素去加以解释。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像英国工业革命这样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绝不是偶然因素所能解释的，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文德尔班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②这句话真是探本穷源之论，但是还应该再补充一句：近代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是人文主义的女儿。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姊妹③，二者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也就是科学的精神，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的自由本质，同时也体现着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之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女儿；但她却诞生在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之后，是英国革命后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的产儿。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18世纪英国农牧业、手工业和国内外市场的大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要。所以，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孙女儿。 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序幕，人文主义的春风很快吹到了英格兰的原野上。与中国的汤显祖同时，16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发出了对“人”的讴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④人文主义者拨开了中世纪宗教异化的迷雾，重新发现了人性、人的能力、人的自由本质和人的价值，而一切中世纪的伪善说教都在人文主义者的言论面前黯然失色。培根说得好：“世间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好象永远是在舞台上度过似的。这种生活对于别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载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9页。 ②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3页。 ③ 参见拙作《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兼论“五四”精神何以走向反面》，《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是掩饰起来的，惟有自己可以明了……而一个只顾荣华、不顾天性的人可算是一个十足的奴才。”①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李贽《童心说》的一个绝妙的注释。人的重新发现，唤起了英国学者的“普罗米修斯一浮士德”式的精神，把他们全部的激情、兴趣投入到重新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奥秘，重新认识社会、探索新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原创性科学研究之中，投入到对于真理、对于新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之中。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新观己的能力。这一信念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而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更产生出对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无穷需求。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思想言论自由，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在17～18世纪比较自由的社会氛围内进行的。弥尔顿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前一个世纪就明确提出了“自由”的口号。他说：“上帝并不曾叫人主宰人，主宰人的权利他保留给自己，在人与人之间，人却都是自由的。”他谴责专制君主“这个僭夺者竟敢骄横地侵犯到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就在于“允许邪恶的力量在自己内部统治着自由的理性，上帝判断公平，就叫他从外部受制于残暴的君主，被他们无理地剥夺去外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暴政的存在是必然的，尽管那暴君并不因此有被宽宥的理由”②。1644年他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③他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神圣不可剥夺，限制言论既蔑视理性，又践踏人权。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的公开的自由竞争而获得的，有谁见过真理会在自由而公正的讨论中一败涂地呢?而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许可制”等等，其实不过是谬误用来防卫自己和对付真理的花招而已。1644年弥尔顿能在英国议会中发表这样的演讲，意味着他的观点已经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和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在17世纪，尽管科学的发展仍受到教会的阻挠，伽利略也曾在1633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但在1644年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科学的自由探索已非教会所能遏制。1672年的《信仰自由宣言》、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的颁布，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为科学的自由探索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无限的前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下，17世纪在英国人民中发生了一次空前伟大的观念变革：与帝王、征服者、政治领袖们相比，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才是真正伟大的人。18世纪初流亡英国的伏尔泰目睹并记载了英国人民的这一伟大的观念变革，他写道：“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④这里把历史上的政治家们都说成是“大名鼎鼎的坏蛋”，未免片面；但这段话却反映了近代英国人民的崭新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给予人类的福祉远远超过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样一种人民普遍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政治领袖的健康的社会氛围内，有谁见过英国人拿科研成果来换官做呢?在这种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导向之下，还有什么科学发现不能产生、什么技术发明不能被创造出来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绪论，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弥尔顿：《失乐园》，转引自《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北京大学西语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0～81页；亦可参见朱维之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455页。 ③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