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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就是靠这两种手段。 1645年清军在征服北方中国后，开始征服江南。5月20日攻克扬州后实行屠城，80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6月8日占领南京，27日占领苏州，7月6日占领杭州。在清军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发生了“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等地的屠城惨剧。至于在江南各地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和被清军捕杀的志士仁人更不知有多少。在这场野蛮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江南市场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康熙皇帝镇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目击者张远写道：“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变，生灵涂炭……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累累若若，若牛豕然，不可数计。”①康熙的这一次血腥征服，南方各省的汉族男子被大批屠杀，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各省妇女当做“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刚开始恢复的江南经济再次受到了严重摧残。江南民穷财尽，花凋月残。所谓“康熙盛世”时，江南市民阶层却过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的痛苦生活②。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军入关后40年，一直坚持“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顺治十八年(1661)下迁界令，用焚烧房屋和屠杀的手段，强迫沿海六省的居民内迁30～90里；又用把沿海岛屿的居民强行赶下海的手段迫其内迁，以至溺死者无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在荷兰殖民者协助下攻克台湾后，方才允许浙、闽、粤三省百姓进行海上贸易。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了政治需要既可以致力于发展经济，也随时可以牺牲经济。在1650年英国议会颁布体现自由贸易精神的《航海法案》后六十七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也颁布了一个所谓“商船出洋贸易法”，规定除日本外，禁止通南洋，禁止多携米粮，禁止卖船外国，禁止居留国外，禁止逾日不归(须由亲属邻里担保)，并收缩沿海通商口岸。在这种极为严苛的法令下，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了。当17～18世纪英国人致力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以海军保护本国商船的贸易活动和海外侨胞利益的时候，康熙、乾隆却在为海外华侨被西方殖民者屠杀而幸灾乐祸。1686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华侨时，康熙皇帝漠然置之。他后来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③即借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这些华侨杀掉，是为清朝政府清除了心腹之患。当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之后，清廷却兴奋地表态说：“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④。康熙、乾隆之流为其“族天下”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思想文化上的封锁比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更为重要。当1672年英国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廷却先后于1669、1707、1717、1723年下达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令；1724年更明确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中外学者多将此归结为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然。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义不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认为人人都有“原罪”，一切有限的物质的存在都是不完满的；他们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一夫一妻制，认为纳妾者、占有大量妇女的帝王和官僚死后都得下地狱。在基督教义面前，皇帝的特权、官僚的特权、男人的特权，统统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康熙、雍正之流感到自己“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将被动摇，正统儒家也感到自已的特权受到威胁，而传教士们又不肯像儒、佛、道三教一样跪倒在皇权脚下寻求“宗教宽容”，这就是基督教被禁的根本原因。清廷驱逐西士和禁教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也是“大分流”之所以造成、中国从此被抛在英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远：《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清康熙刻本。 ② 唐甄：《潜书·存言篇》，载《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0。 ④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清军在镇压了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以后，为了彻底根绝抗清的社会基础，于是便把镇压的重点放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的江南市民社会上。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头脑，把知识分子镇压下去了，或者奴化了，也就等于砍掉了民众的脑袋。顺治九年(1652)，清廷正式颁布禁止知识分子结社的敕令；但次年春天，数千名江南知识分子在苏州虎丘集会，“纠集盟誓者所在多省，江南之苏杭，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顺治大为震怒，重申1652年的禁令，并下令州县官将党社人士逮捕法办。顺治十八年(1661)吴县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18人因不满知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而聚于孔庙痛哭，被清廷当做“纠党肆横”的重大群体抗议事件而加以镇压。此案与同时发生的类似案件合称“江南十案”，“共得数百人，同于辛丑七月，决于江宁市，血流成河，无不酸鼻”①。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次查革社学。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颁布聚众结社罪例。自从江南知识分子的党社运动被镇压，有清一代，再也看不到像晚明东林党人那样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砥砺气节，讲究品行”的局面，再也看不到像晚明复社知识分子动辄举行数千人集会的盛况，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来反对专制权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晚明江南所形成的市民社会萌芽被彻底扼杀了。“梅花也学娇桃李，不敢冲寒便出头”(钱大昕诗句)，纵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血肉横飞的凌迟碎剐之刑，也再没有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声音的勇气。清王朝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摧毁了江南社会的道德基础。没出息的“江浙小男人”的精明委琐取代了晚明血性男儿的奇情豪气，“美女作家”②的小资情调取代了“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而清代江南官场的黑暗更令人想起明朝人张居正所痛骂的“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的名言。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再有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国度中，谁还能指望它能继续与英国并驾齐驱呢?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纵然只是为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有人的思想言论自由，而建立在扼杀思想言论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有无思想言论自由乃是一个是否把人当人看的问题了。然而，在明朝的统治下，是言论自由的多少问题；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则是言论自由的有无问题。不是明朝的皇帝不想当精神领袖，而是当不了精神领袖，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愚昧到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的缘故，社会舆论对于遭受“文字狱”迫害的人们依然持同情态度。而清朝与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也就是康熙所说的“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或思想家，全国人的思想只能统一到皇帝的上谕上。而清朝的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愚昧到认同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又是被康熙、雍正、乾隆使用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文字狱)治成的。对于康熙年间的文字狱，人们通常只提到庄廷钱《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其实又何止这两起。康熙八年(1669)4月1日，所谓“十四人逆诗案”的案犯黄培等10余人在济南被斩首，是一例；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方旦因宣扬大脑为思维器官被杀，又是一例……但仅庄廷鑨《明史》案的杀戮之惨酷，就已经让读书人噤若寒蝉了。江南历史学家潘柽章、吴炎等18位著名学者同日被凌迟处死于杭州弼教坊，一千余人同时被斩首；连刻书匠、书商和购买此书的人均被杀害，被流放到宁古塔为奴的多达700余家，潘柽章和吴炎尚未写成的《明史记》一书和所有的史料也被当局付之一炬。康熙五十年(1711)著名历史学家戴名世也因文字犯忌被康熙皇帝下令斩首于市，大量受牵连的人被流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佚名：《研堂见闻杂录》，载《烈皇小识(外一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②据胡文楷先生《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的统计，清代江南女诗人数以千计，姑且以当今流行语“美女作家”称之。雍正乾隆年间，更把强化程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