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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使本集团获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当然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要完全避开这种干扰是不可能的。会计准则受政治因素干扰的程度大小依赖于准则制定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即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是否有最终制定和发布会计准则的权利，同时法律是否赋予了执行准则的强制力。如果准则制定机构不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所制定的准则必然被政治势力所左右，朝令夕改，失去公众对准则制定机构的信任，进而导致准则制定机构的消亡。　　再次，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技术因素是准则制定机构能否存续的一个约束条件。技术因素的发展必须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必须能够提出一套有效地开发会计准则的思路、程序和方法，据此制定的准则必须能被利益相关各方所接受，必须能保证投资人获得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否则，准则制定机构必然被历史淘汰。　　ASC的产生、发展、乃至被ASB所替代都无一例外地印证了上述理论。　　（1）政治经济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ASSC（ASC的前身）的成立就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产物。在60年代末期，企业兼并已经开始出现。由于ICAEW所颁布的财务会计指南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允许的范围过宽，给了被兼并企业操纵报表的可乘之机，出现了震惊英国会计界的两大丑闻：GEC AEI兼并案和Lesaco Pergamon兼并案。GEC AEI兼并案发生在1967年，GEC公司欲兼并AEI公司。在兼并战白热化时，AEI发布了三年期的财务预测。其中对1967年的财务预测为1000万英镑，但被兼并后，GEC公布的AEI盈亏状况为亏损450万英镑。二者之间的差异仅有三分之一是实际差异，另三分之二差异均为会计方法使用不同所致。紧接着，1968年又发生了Leasco对Pergamon的兼并案。当时美国Leasco公司根据英国Perga mon出版社1968年的财务报告及其对1969年的财务预测，向其提出了收购计划。但两个月后，Leasco发现Pergamon公布的这两个财务数据皆不可靠，其中对期刊销售的处理、对股票计价基础的改变及对财产变卖利润的处理等均使公众对会计报告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兼并委员会主席（thechairmanoftheTakeoverpane）因此要求ICAEW更明确地定义，什么是会计人员必须遵循的正确会计处理。会计职业界也被迫开始重新审视其对财务报告的态度。以这两个著名的事件为导火索，公众对会计职业界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时报（Times）邀请爱丁堡大学的EdwardStamp教授于当年代表英国会计与审计界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对ICAEW主席提出了指责，认为ICAEW的所谓会计原则（Ac countingPrinciples）使公司财务报告处于混乱，并要求进行会计和审计改革，重新制订一套合理的、符合逻辑的、自相一致的会计准则。这时，整个会计职业界都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英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对会计实务的调查，ICAEW制定的财务会计指南面临着被并入公司法的可能性，如果那样，会计职业界就失去了制定会计规范的自主权。ASSC就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成立的。　　在70年代，英美都面临着两位数的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动摇了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ASC被迫搁置了其他计划，转而开始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并于1975年出台了第一个征求意见稿，主张采用现时购买力。但英国政府反对这一方案，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Sandiland委员会，该委员会拒绝采纳按照一般物价水平进行调整，倾向于现时价值会计。迫于政府压力，ASC妥协了，并于1976年发布了要求使用现时成本会计的征求意见稿。然而现时成本会计又遭到了会计职业界的阻挠，ASC只好又再次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所有复杂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最终在1980年颁布了SSAP16.在1989年英国公司法首次正式赋予会计准则以法律地位以前，因为ASC所发布的准则不具有法律权威性和强制性，使其发布的准则的实施主要依赖于被接受的程度。不幸的是，很少有企业愿意遵循SSAP16，理由是核算成本太高，主观性太强。股票交易所对此也无能为力。由于ASC只能在众多的利益集团的夹缝中生存，过于重视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使SS AP16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到了80年代，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ASC的准则制定重心也随之相应发生转移，ASC再也未在通货膨胀会计上作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在80年代，也就是ASC的后十年，资本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兼并案例大幅增加。企业都希望能将业绩以尽可能好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使自己能够兼并别的企业或防止被别的企业所兼并。在80年代后期，这种欲望更为强烈，各公司都面临着使公司业绩达到市场的预期和提升股价的压力，报表粉饰和表外事项为公司操纵债务比率提供了会计手段。金融工具的出现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在整个80年代，ASC都不能对新环境产生的新问题作出及时反应。ASC成员众多，并且多为不领薪的兼职人员，23名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十分困难，加上其分别代表六大会计团体，各成员都想代表其机构对准则制定施加影响，这导致准则制定过程异常复杂化，延缓了准则制定过程。另外，ASC没有一个紧急问题处理小组，对准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无法给予权威性的解释和指导。这使ASC的工作常常滞后，处于被动。以并购与合并会计为例，关于并购与合并准则的征求意见稿早在1971年就已出台。但因为被批评为任意性太强，并且和美国的一个已被否决的准则内容近似，而没能够作为准则正式发布。从1981年起，为了解决兼并企业的会计问题，ASC又开始该准则的制定工作，SSAP23最终在4年后，也就是1985年才正式发布。该准则同样是为了获得广泛认同，对合并提出了宽松的确认标准，但一经发表就遭到了批评。批评的焦点在于准则的不严密使操作者可以根据其规定来设定收购与合并的操作方式。在收购与合并准则之后，公众在60年代对准则制定机构能力的不满和怀疑态度再次重现。1989年和1990年一些本来看起来财务状况不错的大公司的衰落（如BCCI和PollyPeck公司，在获得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几个月后即面临崩溃），更使会计界处于重重压力之下。ASC被新的准则制定机构所替代的时刻到来了。　　正如ASC章程所言，对于一个民间职业机构来说，要想使能够影响许多不同集团利益的准则获得推行，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准。但是公众利益却常常与一些特殊集团利益相冲突。同时，英国会计职业团体的意见也对ASC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把持着准则的最后发布权。ASC在企业自愿执行准则的难题面前，认识到其所制定的准则的市场化是它的首要任务。因为ASC运行初期所有试图提高准则遵循程度的努力效果都不明显，所以游说各方代表和议员的工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能够争取更多方面对准则的支持，ASC只有不断地退让，结果是准则的弹性大到使公司在财务报告的编制上有随意选择的余地。因此实际上，这一时期ASC所出台的准则往往并没有以提高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常常表现为对社会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的妥协。几乎ASC生涯中所有最重要的败笔都源自于此。Singleton Green曾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到：“ASC在20年中都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它总是在忙于灭火，火灾方向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会计职业团体，或者是工业界，或者是新闻界。” 　　（2）技术因素和国际影响　　ASC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采用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方式。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准则缺乏一致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一旦遭到攻击，ASC往往无力自卫。ASB从成立伊始，就把制定概念框架安排上工作日程，虽然至今还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但ASB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已受到此框架的指导（MumfordandPage，2000）。　　英国准则制定机构的重整主要是参照美国的基本模式。美国的准则制定机构APB经历过与英国相似的困难阶段，也是缺乏一套准则制定理论指导，并在一些重要准则（如通货膨胀和企业购并）上发生失误。在1971年，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AICPA指派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做“Trueblood”的委员会，任务是重新考察财务报告的目标；另外一个叫做“Wheat”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准则制定的程序。“Wheat”委员会建议成立FASB，由和企业无关的专职人员组成。FASB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的准则制定过程从会计职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