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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和随后讨论宗教《根枝法案》时议会内部的严重分歧看到了重振王权的希望，断然拒绝了《大抗议书》，还亲率卫兵前往议会大厅，试图逮捕皮姆等五位反对派领袖,此举标志着国王开始转向不合作立场。议员们则从这一事件中察觉到国王可能使用武力镇压议会的危险，所以在随后讨论民兵法案时，坚持由议会控制民兵的指挥权。逮捕五位议员的企图失败后，查理一世非但未接受教训悬崖勒马，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偷偷地离开伦敦，赶往保王派聚集的北方重镇约克，打算招兵买马，用武力压服议会。这一愚蠢的选择，使他失去了与议会妥协的最佳时机，也使英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642-1648年即内战时期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王权和议会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根源在于国王死心塌地地选择了不合作立场。在查理一世前往北方的途中，议会仍然试图与他谈判解决争端，查理一世表面上假装准备和谈，建议议会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便仔细考虑，但其真实目的是借此拖延时间，以便平安到达约克。议会通过了《十九条建议》，作为与国王谈判的基础。其主要要求是：①任命枢密院大臣以及包括大使在内的一切高级官员时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由议会委任的人组成政府；②进一步实行宗教改革；③无条件地批准民兵法案，由议会选拔的人接替要塞的司令，解散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募集的军队；④司法机关应当独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撤换法官。很明显，这些要求一旦实现，混合君主制中的权力重心将从国王一边转到议会一边，国家政治体制将变为君主立宪制，这是查理所不可能接受的。况且，这时国王已募集到一支保王党军队，王后在国外争取外援的活动进展也很顺利。查理一世有恃无恐，在读完《十九条建议》后怒斥道：“批准这许多条件之后，我们早已被拒之门外，我们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不过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⑧]于是，他断然终止了与议会的一切谈判。至此，一切和平解决宪政冲突的道路都堵死了。1642年8月23日，国王宣布“讨伐议会”，悍然挑起了内战。内战的爆发意味着博弈的中断。尽管内战初期议会阵营中的长老会派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宪政冲突的努力，多次提议与国王谈判，但查理一世不但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当他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时，便直截了当地拒绝和谈；当他处于军事劣势时，便虚与委蛇，麻痹议会，伺机反扑。国王还试图通过卑鄙的离间手段，挑起议会阵营的内讧，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国王的不合作使长老会派的和谈努力全部落空，也为较激进的独立派夺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机会。1644年底，独立派控制了议会军，他们采取果断措施，连续取得两次内战的胜利。 1649-1660年即共和国时期是第四阶段。内战结束后，议会于1649年成立特别最高法庭，审判并处死了查理一世，宣布取消君主制，成立一院制共和国。由于共和制的建立只是查理一世的顽固不化所激起的社会反弹力和革命惯性的作用所导致的产物，既缺乏现实基础，更不符合英国的文化传统，所以共和国的建立并未解决英国宪政问题。于是，宪政冲突从两军对垒的战场又重新返回博弈轨道，但此时的博弈参与者已经改变，代表军官集团利益的当权派独立派和代表士兵和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成为博弈的两大主体。平等派在其政治纲领《人民公约》中，提出了许多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政要求，如实行普选制，建立一院制国会，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独立派则提出了《施政文件》，主张建立护国主制。它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护国主和国务会议拥有最高行政权，保持现有军队，议会必须保证军费和每年20万镑的行政经费。两派纲领的差异是明显的，《人民公约》勾画出了一副民主宪政的蓝图，而《施政文件》设计的共和制则只是徒有虚名，因为它缺乏制约护国主权力的有效机制。但是，如果双方采取合作策略，通过正常的博弈过程即对应互动决策过程，或许能找到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然而，当权的独立派根本不与平等派平等对话，而是单边决策，对平等派采取了暴力镇压政策，从而把英国推上了一条畸形博弈之路。畸形博弈导致了畸形的政治后果。《施政文件》被独立派单方面地强行付诸实施，结果出现了护国主名义下的个人军事独裁。此间，也曾几次召开议会，但它只不过是护国主的掌中玩偶，被克伦威尔任意呼来唤去。英国人民砍掉了一个专制国王的脑袋，却迎来了一个更为专制的无冕之王。英国人开始反思了，他们发现，废除君主制并非上策，要达到建立宪政的目标，看来还得从“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体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于是，流亡国外的旧王朝又被请了回来。 1660-1688年复辟时期是第五阶段。复辟重建了“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政府体制，而且，国王查理二世和议会双方均接受了前20年的教训，甘愿相互妥协与合作。然而，由于当时议会过分注重眼前的政治需要，渴望尽快结束动荡，重建“有效统治”和国内秩序，因而不但回避了引发这次革命的那些关键性问题，而且在财政问题上过于慷慨大方，一次性给予复辟政府以充足的拨款，使王权迅速实现了财政独立。可见，复辟初年的博弈实质上也是一种非正常的畸形博弈。其结果是，国王在不久之后便有条件放弃与议会的合作，再次退回到不合作的老路。从1681年起，国王对议会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辉格党土崩瓦解，王权迅速膨胀。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后4年内，再未召开议会，革命前的无国会统治卷土重来。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后，利用每年200万镑的巨额岁入，建立起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他不顾议会的反对，在国内外政策上独断专行，对外推行亲法政策，以换取法王的财政津贴，对内力图恢复天主教。英国再次滑向君主专制的边缘。这一事实证明，无原则的过分妥协和无限制的过分斗争一样，都不会收到理想的博弈效果，达到预期的宪政目标。 “光荣革命”构成第六个阶段。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应议会之邀，率军入主英伦，詹姆士二世仓皇逃亡法国。在随后的一年内，英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汲取了前五个阶段的经验教训，选择了正确的合作博弈之路，从而取得了宪政革命的巨大成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王位问题的解决中。当时，围绕王位问题存在三种要求不同的政治势力，即威廉、辉格党和托利党，其中威廉控制着政局，辉格党控制着下院，托利党控制着上院，他们共提出了五种解决方案。下院首先提出一份决议，宣布“詹姆士二世已背弃了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力图颠覆王国宪法，而且业已离国出走，自行退位，致使王位虚悬。”[⑨]该决议表达了多数辉格党人的意见，但遭到上院托利党人的普遍反对。托利党认为，詹姆士二世出走国外仅仅意味着他放弃了国王权力的行使权，但他的国王资格和头衔并未因此而丧失，即王位并未“虚悬”；“自行退位”说缺乏法律依据，宣布“王位虚悬”的结果必将是由议会来填补虚空的王位，这将根本背离英国正统的王位世袭制原则。所以，他们要求修改决议，将“王位虚悬”一句话删掉，将“自行退位”(abdicated)改为“擅离职守”(deserted)。据此，托利党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最接近（英国）法律的最佳办法”，即实行摄政制(regent)。为消除分歧，求得一致，两院中的两党分别选派部分代表举行磋商会，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辉格党人援引1399年议会使用“自行退位”一词废黜理查德二世的先例，证明“自行退位”说的合法性，同时引用内战期间的事例，证明“擅离职守”说和摄政制暗示着国家统治方式只是“暂时的和可以随时解除的”，[⑩]这势必给詹姆士二世的复辟提供法律依据。托利党也不愿看到詹姆士卷土重来的可怕后果，最后做出让步，同意将下院决议原文公布。接下来博弈集中在由谁继承王位的问题上。辉格党多数主张由威廉继承王位，其理由是，威廉是一个新教徒，又有政治经验和才能，他虽然没有斯图亚特血统，但作为詹姆士二世长女玛丽的丈夫继承王位也未尝不可，况且，正因为威廉缺乏合法的继位资格，所以更便于议会预先对王权规定某些明确的法律限制，作为拥戴他登基的先决条件。另有极少数激进辉格党人希望废除君主制，像1649年那样建立共和国。[11]但大部分托利党人主张由玛丽继承王位，他们认为，既然詹姆士和享有优先继位权的小王子都已逃亡国外，那么，玛丽作为詹姆士的长女，就“自动地”继承了王位，因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