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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一日无主。还有少数托利党极端派主张，只要詹姆士答应做出某些让步，就邀请他回国继续当政，其理由是，根据正统主义原则，只有詹姆士是惟一合法的国王。上述四派各执己见，使议会一度陷入僵局。后来，有人提出一个折中意见，这就是第五种方案：由玛丽和威廉共同继承王位。这个方案既符合正统主义原则，又能满足当时政治需要，所以被多数托利党和辉格党人所接受。不过，在威廉和玛丽应以谁为主的问题上，两党和两院仍然意见不一。下院辉格党主张以威廉为主。上院托利党主张以玛丽为主，威廉只能作为玛丽的配偶而行使王权。威廉坚决反对上院的主张，他召见了部分贵族，明确告诉他们：“他决不会仅仅充当玛丽的代理人”，并威胁说，“如果不给予他充分的王权”，他将立即率军队回荷兰去，听任英国陷入动乱的旋涡。[12]面对威廉的要挟，托利党人做了让步，同意玛丽为女王，威廉为国王，以威廉为主。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双王君主制就在英国出现了。这一结局是三种势力、五种意见相互斗争与妥协即合作博弈的结果，它实现了博弈各方集体利益的最大化。随后，在调整国王和议会权力关系的“宪法解决”中，议会选派代表有意识地把王冠和早已拟好的《权利宣言》一起呈现给威廉和玛丽。《权利宣言》明确规定了人民和议会享有的各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实际上相当于西方思想家笔下的“社会契约”。尽管当时议会没有明确要求新国王正式签署它，但把它和王冠一起呈献，并当面向新国王宣读，暗示着接受这个“契约”文件是接受王冠的先决条件，而威廉同时把二者收下，意味着已心领神会，默许了其中的法律规定。1689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将《权利宣言》上升为宪法性法律。1701年，议会又通过《王位继承法案》，对王权又规定了许多新的限制。对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宪法文件，威廉都一一予以签署。威廉与议会各派的合作态度使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宪法冲突得以圆满解决，国王的法律中止权、豁免权被废除，国王随意任免法官的权力被取消，司法独立制度确立起来，军权被置于议会手中，国王独立于议会之外的一切财政来源均被剥夺，英王“靠自己生活”的历史宣告结束，此后，国王离开议会的财政支持将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宪法解决”又给国王保留了决策权、行政管理权、大臣任免权等，从而为国王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基本保证，但这些保留权力必须在议会和法律的广泛而明确的限制范围内行使，因而又能避免专制统治的危险。这样，通过合作型正和博弈，国家权力的配置结构得到重要而适度的调整，现代宪政在英国从此建立起来。总之，由于参与“光荣革命”的各派政治力量选择了合作博弈形式，于是，各种不同的宪法诉求便“构成了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其中每一种力量都力图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由于每一种力量无不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因此它们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最佳目标，结果是各种力量和要求在相互冲撞和抵消中“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13]由此导致的最终结局虽然与各种力量的要求都不是完全符合的，但却兼容了每一种力量的要求，因而也是谁都没有理由完全反对的。英国学者米勒指出，“革命解决”有一个“伟大的优点”，那就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能接受它的。”[14]这一优点正是“光荣革命”成功的奥秘和“光荣”称号的根据所在，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正和博弈的功劳。四、结语 17世纪英国宪政博弈过程告诉我们，如何避免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努力创造条件，以实现正和博弈，是迅速取得立宪成功的一条便捷之道。这一经验后来相继得到其他国家的历史验证。美国人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正确地选择了合作型正和博弈，结果一举立宪成功。法国人、德国人因受客观条件和传统文化所累，在立宪初期走的是非合作型的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之路，所以立宪进程崎岖坎坷，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弯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同一个道理：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通过对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我们体会到，把博弈论引入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然界完全受制于客观规律，动物界则主要听命于本能的支配，而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是有自觉意识的智能动物，他（她）们能够借助理性之光，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局限，做出有目的的自主选择。所以，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6]由于利益需求的不同，人们的历史选择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同的历史选择必然导致不同的历史结局，由此才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当然，从宏观上讲，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微观层面上，由于存在不同历史选择的可能性，所以往往是充满变数的。过去，由于人们经常把历史的宏观规律性机械地套用到微观历史的研究中，从而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历史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选择性，致使不同的历史选择及其对历史的影响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弱点”、“虚点”甚至“盲点”。结果是，一部本来充满了无限变数的活生生的人类历史，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机械性流程，研究历史就像解一个数学方程式那样简单。引入博弈论思路，有助于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因为博弈论所关注的正是人们的不同历史选择及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从博弈论的视角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将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无休止的庞大复杂的博弈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人类理性水准的低下，非合作博弈是长期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集团，大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追求自己眼前的最大利益，致使非合作型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充斥于世界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尽管这种博弈也是历史进步的客观动力之一，但在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历史进步的同时往往也给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带来巨大损害甚至灾难，阶级奴役、民族压迫、战争蹂躏都是人类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借助博弈论，我们可以优化自己的思维方式，提高理性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可能在以后的行为选择中以最小的代价甚至零代价来换取最大、最广泛的福祉和进步。令人欣慰的是，自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对立与冲突范围缩小了，程度上也缓和了，同时对话与合作增多了，特别是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的全球性挑战，如人口压力、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战威胁等，都不是单独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能解决得了的世界性难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有望获得解决。所以，通过合作博弈以达到“双赢”、“多赢”、“共赢”，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争取的目标，而博弈论恰恰能够给予人们的这种共识以科学的理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可以为人类正确应对目前的各种世界性挑战和共同谋划美好未来提供有益和有效的行动指南。　 [①]《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9页。 [②] 参见：谢维雁：《论宪政的平衡性》，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赵颂平：《宪法的平衡品格》，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殷啸虎：《协商精神与宪政建设》，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 [③] G.R.Elton,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70. [④] 近几十年来，国内不少学者甚至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不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如陈乐民指出：“如果不是我们所尊崇的马克思称它为‘革命’，似乎就可以把英国革命‘革’出‘革命’的教门了。”见陈乐民、周弘著：《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1页。 [⑤] C.R.Lovell,English Consi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296. [⑥] G.B.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