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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远超过耕地的扩增。陈认为这个问题是所有官员都必须注意的。[35] 另外，在1742年呈交乾隆皇帝的奏折中，陈强调在（用罗威廉的话）“巨大的人口压力下”近年来百姓“生计”的下降。罗威廉基于这些以及大量其他证据有力地指出：“我认为，这（食物）……是清帝国最重要的施政领域，起码在西方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文化威胁之前是如此。”而且，罗进而指出：“在陈宏谋的时代里，……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所有官员都首先关注这个问题[人口对资源的压力]。”[36] 

罗威廉的观察很大程度上跟我自己对清法律的研究相吻合。我提出，清代的民事法律展示了一种“生存伦理”，这与民国民事法律借自德国1900年民法典的契约和牟利伦理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法律保证那些由于生存压力所迫而出卖土地的农民可以以十分有利的条件回赎他们的土地；它禁止放债人向那些被迫借钱维持生存的农民放高利贷；它维护那些离家开垦沼泽或山地农民的永佃权；它禁止牟利商贩买卖穷人妇女，而同时指示其法庭不要惩罚那些迫于生存压力出卖自己的穷人。1929—1930年颁布的（经过三次草案修改的）新民法典结果在实践性条例中掺入了这些规定的很大部分，尽管在组织逻辑上仍然保存了原来的德国蓝图。[37] 

上述那些趋势和观察有助于我们了解18世纪以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这里我所谓“社会危机”，并非意指纯粹由人口压力造成的生存危机这一简单的马尔萨斯式观念，而是如我在几年前所提出的，清代是一个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交汇的时期。在华北地区，尽管商品化为一些人提供了致富的可能，然而却致使很多其他人——承担了市场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人——贫困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蚕桑栽培所代表的内卷型商品化使农村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此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人口压力与社会不平等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尽管不一定是占总人口更高比例的）“贫农”“阶级”的形成，包括佃农、兼打短工的贫农以及无地的雇农。在贫农阶级的底端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结婚的单身汉，其中不少人变成由无业者和乞丐组成的“游民”的一部分。自18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持久的特征。[38] 

我认为，溺杀女婴是这个庞大的社会危机的许多征候之一。它表明穷人中生存压力的加剧，而不是李中清和彭慕兰所主张的没有如此压力。同样，买卖妇女表明了赤贫阶层经受的压力，而不是没有这种压力，也不是市场刺激下的资源的理性配置。彭慕兰将溺杀女婴作为把中国与欧洲等同起来的重要依据。他在借仗了李中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和结论以后，很容易就得出了他的最终结论：1800年前的中国在人口压力方面并不比英国/欧洲经济的处境更为恶劣。反之，英国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这两个地区同处于今后既可内卷也可发展的状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大分岔直至1800年以后才出现。

是因为煤炭？

至于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最后要看他关于煤炭的讨论。他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瑞格里有力地论证了“有机经济”，即前工业的农业体系与“以矿藏为基础的能源经济”，也就是主要基于煤炭（和蒸汽）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能源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人力畜力，最终基于非常有限的土地资源；后者的能源则主要依靠远为丰富的煤炭供应——一个男子每年可以开采大约200吨煤，这是他所消耗能量的许许多多倍。在瑞格里看来，正是这一差别使单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区分工业经济与前工业经济的标志。[39]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英国偶然地得益于煤炭的丰富资源及较早的发展。根据瑞格里的计算，1700年的英格兰每年大约生产250万—300万吨煤，这大概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总产煤量的5倍”。到1800年，英国年产1500万吨，“而全欧洲的总产量可能都不超过300万吨”。[40] 

瑞格里强调煤炭，意在论证英国工业化中偶然因素，从而驳斥了过于目的论的“一体化”的“现代化”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凸出英国工业化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仅作凭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更不用说只用煤炭来解释。这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它们的差异加十分关键。在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及其推动的城市化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以后，强调煤炭的重要性是对经济变迁的动力提出一个相当深奥的论点。正如瑞格里所言：“一个国家不但需要走向通常意义的资本主义化……而且需要走向原材料日益依靠矿藏的资本主义……英国经济是在这两重含义上讲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两者的关联最初是偶然的而不是必定的因果关系。”[41] 这个论点完全不同于简单的机遇论，或煤炭单一因素论。实际上，瑞格里在这本书中论述“农业革命”（“发达的有机经济”）花费的大量篇幅，绝不亚于他关于煤炭早期发展（“矿藏基础的能源经济”）的论述。在瑞格里看来，这两者都揭示了英国很早就出现的特点。

彭慕兰是这样来运用瑞格里的论断及资料的。他先是指出英国在煤炭资源上占了有利位置；与此相反，他断言，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由于西北地区煤矿所产难以运输而受到阻滞（第57、59、64—65页）。然而后来他仍坚持，尽管长江三角洲“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但还是要“到19世纪才变得比欧洲（包括英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第229页）。这一观察促成了他有关“生态缓解”的论断：他认为煤炭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生态缓解”，而长江三角洲却无此幸运（第274—278页）。彭特别提到了新大陆提供的糖，不然英国就得耗费310万英亩土地来生产糖以满足供给（第275页）；其次是棉花，否则在1815年就会占用900万英亩土地，到1830年则将达到2300万英亩；最后还有不可或缺的煤炭，要满足当时的供给，英国除非再奇迹般得到1500万英亩的森林（第276页）。[42] 他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煤炭与新大陆供给英国的原料总量超过英国耕地所能出产的总和。因此，正是“煤炭和殖民地”（coal and colonies）的历史机遇，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区别开来。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彭慕兰对瑞格里论点的扭曲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他对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的使用。

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43] 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44] 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45] 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最后，瑞格里本人可能给予人们一种夸大了矿产能源对于农业的意义的印象。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表明，当机械与化学革命降临到一个已经高度密集化、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