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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的农业体系之上时，其所带来的只是总产量的有限提高，即仅仅增长了三四倍而不是更多，远不如工业部门，而且（中国的情形）还是伴随着极端的劳动密集化才得来的。即使投入了现代能源，土地的生产力终归相当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 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倍增长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可能要比瑞格里本人认为的还要重要。

两种比照鲜明的经济

我这里要强调，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

彭慕兰选择了1800年前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比较，以求证实其中国与欧洲此前并无经济差异的论断。然而我们看到，18世纪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实际上是贯穿欧洲与中国之间从发展到内卷这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就英国的农业而言，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比长江三角洲低得多，其平均农场规模是后者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其单位劳动生产率高出很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较多的畜力、畜肥投入，这一农业经济在18世纪经历了毋庸置疑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进而，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后者为许多人提供了独立于农业的替代性生活来源，足以支持人口扩张与迅速的城市化。此外，家庭收入有实质性提高，消费型式也有大的转变，这些都推动了城乡贸易的扩展。最后，煤炭生产较早得到发展。综合的结果就是，英国在1800年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备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迥异于此。在这里，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卷可以说已经达到全球极高程度。在前工业时代，水稻、棉花及蚕桑栽培显然是比较最为劳动密集的生产体系。它们彰显了我所说的内卷式增长，即单位劳动以报酬递减为代价的绝对产出的增加。内卷式增长使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体现在单位面积的产出及其支持复杂的城市网络、发达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精英文化的能力。但这种发达的状况是靠单位面积上极度的劳动密集化以及单位劳动的低度资本化和单位工作日的较低报酬而实现的。农村家庭工业几乎仍然完全维系于旧式的家庭农场经济，二者都是生存的必要支撑，缺一不可。这样一种内卷式增长与发生在英国的那类转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就英格兰的经济而言，我们可以列出五大变化（革命），再加上矿业（煤）的早期发展；而长江三角洲呢？这其中一项都没有。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人口或者农业（和家庭工业）可以单独解释现代工业的发展与未发展，在此它和其他因素相似，哪怕是市场交换（及劳动分工）或生产关系，或是资本积累、产权制度、技术、消费需求以及煤炭。中、英比较诚然凸显出农业及家庭手工业中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化以及内卷式报酬的差异，但是现代工业革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被理解为多因素巧合而非单一因素的事件。18世纪英国的经历提示了那些至少在起因上是半独立的多重趋势相互巧合的重要性，尽管其中的一些显然也是彼此关联的，即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新型人口模式、新型城市化、新的消费型式以及大量的煤炭产出。但所有这些在18世纪的中国或长江三角洲都没有出现。这里所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源头，而是19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附录：度量衡

中国度量衡按地区和时代多有不同。此文所用“斤”全指“市斤”，等于1.1英磅。“石”是容量，1石米重约160斤，即176磅。

此文水稻产量全指米，与稻谷比例约7比10。

棉花产量全指皮棉。布“匹”所指是标准土布，重1.0914公斤，相当于1.32市斤，3.6337方码，32.7方尺。皮棉成布过程中，弹花损失约4%，上浆加重给5%。因此，布匹重量与所用皮棉大致相当。

注释

[1] J. Lee , C.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 En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70；J . Lee,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1.
[2] J. Lee , C. Campbell前引书，第49页。
[3] Pomeranz前引书，第38页；J.Lee , C. Campbell 前引书，第70页；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61页。
[4] Wong 前引书，第22—27页；李伯重：《堕胎、避孕与节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1卷第1辑（2000年）。
[5] 曹树基、陈意新在《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2001年4月的原稿中首先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没有提出确切的例证。文章正式发表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未提此点。
[6] 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55页，表4.2。彭慕兰误将李中清的数字引作“1年”大的孩子，而李的数字实际上指的是1岁——这是中国式的计算方法，李、王将之约等于6个（Pomeranz前引书，第37页；J. Lee, Wang Feng 前引书，第55页。）
[7] Schofield 前引文，第67页以下。
[8] 在J. Lee , C. Campbell前引文第90页注10；但在J. Lee, Wang Feng 前引文第85—86页处没有提及。
[9] J. Lee , Wang Feng 前引书，第8页；Pomeranz前引书，第41页。
[10] S. Harrell, The Rich Get Children: Segment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 1550—1850. In Arthur P. Wolf and Susan B. Hanley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Liu Ts’ui-jung , A Comparison of Lineage Populations in Sorth China , ca. 1300—1900.In Stevan Harrell (ed . ),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