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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费尔德斯坦之谜”指出，美国的现收现付制使其国民储蓄降低了大约50％，但是，关于现收现付制会导致储蓄率降低的说法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精确印证，总的说来，积累制的支持者持肯定的态度，反对者则给予极大的怀疑。后者的基本态度是，现收现付制导致的“储蓄抵消”比以前设想的要大得多，而积累制对国民储蓄的正面影响比设想的要小得多；而持“中间态度”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学术上做出的努力也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认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很难做出估计，准确的概括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规范研究中存在的第二个争论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问题。积累制的反对者认为，私人计划也能扭曲劳动力市场，而公共的DB型计划是不会妨碍劳动力流动性的；有些学者进行的尝试性研究表明，DC型和DB型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复杂的，其结果是不明确的；还有的学者甚至指出，重要的不是劳动供给问题，而是经济福利和社会效用问题，如果DB型计划下更低的产出引起的效用损失远远高出来自于更多的保险效用的增加，那么，尽管劳动供给减少了，但DB型计划毕竟还是一种“福利改进”。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对劳动力市场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始终没有明晰的结果。现收现付制的坚决捍卫者巴尔教授说，“设计很差的制度，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畸形”。

　　第三个主要理论争议是，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是否能够真正地带来产出即经济的增长。这个命题也是一个由来已久且至今还无“定论”的理论争议，它与上述两个争论，或者说与对积累制的评价密切相关：如果说积累制不能提高国民储蓄，不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那么就无从推论出它可以促进产出增长；即使积累制确实可以提高储蓄，但它就一定能够促进产出的增长吗？就是说，积累制能否比现收现付制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更高的储蓄率能否成功地转换为更有效率的投资；这些投资能否成功并促进产出的提高——在这个论证过程的三个主要环节中，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逻辑联系，每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存在——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对积累制持异议的美国经济学家戴尔蒙德给出的结论也是模棱两可的，他认为积累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在OECD国家还没有得到印证，但很可能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某种潜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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