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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建构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俄国文学艺术曾起过重大作用,其影响力至今还绵延不绝,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问题是,何以中国自1910年代后期以降便越来越认同俄国文化?或者说,俄国文化是因什么魅力逐渐成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步知识界建构现代中国的巨大力量?抑或中国作为接受主体的自身原因而对俄国文化情有独钟?殊不知,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伊始,其封面上赫然印着的是法文“青年”(LaJeuness),创刊号中的陈独秀之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与激励一代代青年奋发向上的创刊词“敬告青年”同等重要,该文称“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甚至易名为《新青年》后这个法文标识仍旧不变。同样,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新潮》杂志(1919年初),加上的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标识。这类现象无疑预设着:最早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化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想,或者说召唤着五四新青年的不是苏俄。可是,没过五年形势大变,法国文化甚至连同整个西方文化之和的影响力,不敌俄国文化,如按国家来计算,俄国文学是引进比重最大、谈论最多的,鲁迅在“中俄文字之交”(1932)生动描述了“读者大众对俄国文学共鸣和热爱”的情景,“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斯菲尔德(K.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即郭沫若)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鲁迅全集》第4卷:461)。很多重要人物卷入了俄国文学传播的潮流,1921年梁实秋翻译了托尔斯泰秘书的古谢夫(Н.Гусев,1874-1933)之作“托尔斯泰与革命”(1912),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以后在师大和燕京大学也曾应邀开设)中有“‘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专题,论述“俄国与日本的影响———理论”,朱光潜在《现代中国文学》(1948)中总结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也有类似评价,“新文学所受的影响主要的是西方文学……而耿济之、曹靖华、鲁迅、高植所译的俄国小说影响则最大”①。诸如此类,足以见出俄国文学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最需要的是文化启蒙主义,而法国被公认为这一思潮的策源地和正宗、德国则是反思和批判这一思潮的中心,俄国启蒙主义在世界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常常为西方所忽略不计的,何以中国寻求启蒙主义思想资源很快就转移到俄国文化?

俄国文学在现代中国建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查考和探究这种情景则更令人疑惑:俄罗斯文学在俄国获得崇高地位,是基于作家们以审美形式深切表达了本土建构现代性过程的认真关注、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那他们何以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光呢?是因他们给中国另外作了什么?而且,俄国文学作为表达自己民族性诉求的审美形式,结构复杂、倾向不一、审美情趣各异,中国究竟是选择了哪部分?要知道,现代中国的重要使命是建构民族认同观念,促使国民投身于重建中华民族而使之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运动中。

细究起来,这些问题不少是本于现代中国对俄国写实主义文学的热诚!

在建构现代中国伊始,文学的重要性就被凸现出来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呼声,足以表明了这点。这种情形符合世界上的整体趋势,法、英、德、美、俄等国在作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学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文学所起作用更大。而中国亦如此,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胡适之的“读白居易与元九书”(1915)等各自对文学进行了“写实”与“理想”的区分,并提倡写实性文学,而《新青年》一创刊就催生了倡导写实主义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更是把这种倡言变成了实践。俄国刚好提供了大量写实性作品的范例,而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借助英文和日文发现了这点,便自觉投入翻译俄国文学的行列,其译作无论质量高低而普遍能接纳。鲁迅的德文和日文是足以成就他能研究德国和日本文学的,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却称,“因为索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更是把俄国文学当作普遍的社会写真来看,“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全集》第4卷:460、511)。沈雁冰在“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结合翻译和阅读国外文学的经验,向国民推荐文学经典:第一部分以写实派为主,近乎一半出自俄国,第二部“问题文学”凡八家十二部,其中有俄国的《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谁之罪》等②。此乃并非沈雁冰一己之见,检索1917-1949年间的国外文学作品翻译可发现,这期间影响最大的确实是俄苏重要作家,而且其作品大多是在“写实主义”名义下被译介过来的,并依据“写实性”程度而决定着重译的次数、发行量。由此,很短时间内(1917-1922)陆续推出了《近代俄国小说集》5集、《俄国戏剧集》10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普希金小说集》、《托尔斯泰小说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等,还不包括《小说月报》、《新青年》、《晨报》附刊等发表的大量译作,以及诸多文选或译丛中所收录的译作,此后对苏联文学和苏俄理论的翻译更是高潮迭起,几乎囊括了苏联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所确认的全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一批批具有规模效益的翻译,促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俄国文化热”,并对现代文学创作、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公众意识的提高等起了很大作用,还强化了启蒙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趋势,甚至给“为人生而艺术”、左翼文学提供了思想和审美资源,以至于很多追求进步的重要作家都曾受益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可能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接受俄国文化效益最大的方面。

论及俄国写实主义文学能在中国广泛普及开来,《小说月报》是不能不提的。该杂志在1920-30年代是译介国外文学的作品、思潮、批评和理论等重要窗口,很多关于俄国文学的重要经典文献大多出自这份杂志。更重要的是1921年还推出《俄国文学研究》特刊,其中有张闻天根据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莎士比亚论”和“我的宗教观”等而成就的长文“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强调托翁最为重要的艺术观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当然,《新青年》在这方面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如第4卷第1号收录了周作人译自《北美评论》的文章“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输入了从现代视角认识这位作家的思想。同时,还得益于很多书局和出版社,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除出版上文提及的好几套俄国译丛外,1922年开始出版共学社选编的“俄罗斯文学丛书”———几乎囊括俄国写实主义文学大部分经典作品。此举颇有效益,一大批重要作家的经典汉译大都出自这里,不少著名翻译家是通过这里而成长起来的,仅耿济之就先后在这儿出版了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安德烈耶夫的名剧《人之一生》、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黑暗的势力》、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译作,由此翻译家名声鹊起。https://www.51lunwen.org/eguowenhua/ 甚至许多关于俄国文学史的著作也出自这儿,如郑振铎那轰动一时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这些译作和著述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特地提及了这类译作。其实,译介热衷于俄国文学乃商务印书馆的一种传统:早在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1840)第三章《贝拉》(译名为《银钮碑》),并和契诃夫的《黑衣教士》一道刊行在《袖珍小说丛书》中。后来一批现代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