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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越来越普遍，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个人、种族、民族、国家以及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包括文化身份、文化归属、文化理解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在内的文化认同也已经成为日益凸显的现实热点问题。我们先从一个例子谈起：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民族，在过往的漫长岁月中，毛利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中叶他们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品很低。随着 18 世纪中叶新西兰被发现以及白人移民的到来，毛利人的文化开始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期。随着欧洲移民不断涌入，毛利人不久就成为了少数民族，同时这些移民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欧洲的文化，使得毛利人的社会与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大量减少，文化日益沦丧，毛利人经历一个消沉的时代。19 世纪末，毛利人自我一时开始增强，不断为争取自身的发展权利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毛利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融合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利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与欧洲移民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在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毛利人有七成以上的人口住在了城市当中。毛利人的物质生活有了长足的改善，但是传统文化的丧失也是显而易见，因此不少毛利人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让毛利人或者真正的平等与发展，要使得毛利人的文化不至于被融合，就必须使本民族的意识与文化得到发展，否则，毛利人作为一个民族就要受到致命的威胁。是基于这种认识，毛利人在政府的配合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掀起了一场毛利文化复兴运动，时至今日，毛利文化已经融入新西兰社会的各个层面，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毛利人的这场文化复兴浪潮中，对毛利人文化的认同是其思想基础，也是其力量源泉。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文化有实用的价值，更在于使之成为一个民族的向心力而使得这个民族得已存在，获得发展，增强民族乃至国家的生命力的强度与韧性。可以想象，如果毛利人彻底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完全融入到现代物质文明中，那么他们就不会认同毛利人文化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毛利人文化的复兴，没有了对毛利人这个民族的认同，现在的新西兰文化中特征中许多的毛利人文化因素也不会出现，那么毛利文化必然不复存在，毛利人作为一个民族必然消亡①！由此可见，一方面，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凝聚力。任何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对自身文化，各民族的人们也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越强烈，则越有利于推动民族的发展。因此，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好文化认同的推动价值。文化认同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个体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形形色色的个体文化融合进一个民族主体，最终，所有群体成员形成了对这一种文化的认同，形成了对以此种文化为特征的民族的归属意识，这就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否则，各类族群最终会面临被融合的境地。即使血缘纽带稳固，也很难阻止这种局面的产生。而且，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该族群也最终走向了消亡的结局。而文化认同感很强的民族，却可以避免这种结局。因为有了文化认同这一最为核心而又最为稳定的因素，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就具有了坚定的保证。另一方面，对于一种文化的认同强烈，那么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不可避免的今天，这种文化不但能在异文化的冲击下生存下去，而且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更加完善自己，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就如同遍布全球的华裔们，他们不但使得被西方文化所包围的中国文化不被融合，不但没有在异文化如汪洋一半的冲击下迷失自己，而且还使得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元素，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向其他民族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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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关于中国文化缺失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与国际关系中对文化在宏观上的研究不同，跨文化交际中对中国文化缺失的研究相对来说处于微观层面。本文认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文化缺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对外交流中对本土文化宣传不够充分；其二是我们自身对于本土文化继承与发扬存在不足。就其根本而言，我国对中国文化缺失的研究来源于文化教学。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 Hymes 等人交际能力观的影响，外语教学的目的已经改变为怎样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并且明确把文化教学列入教学内容。随后，伴随着交际法的兴起，文化教学的内容有逐步扩大到与日常的生活有关的语言交际之中。再后，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文化教学受到重视程度更高，文化教学的目标也明确地在西方国家的教学大纲中得到规定和说明，“语言教学必须和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观点也逐步为大众所接受。在西方国家，随着文化教学在其外语教学中地位与作用基本经历了三个逐步提高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分离阶段。西方第一部阐述文化教学重要性的理论著作是由法国教育家 Gouin 于 1880 发表的著作《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在该著作中他第一次较明确地指出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并告诉人们，文化教学可以通过使用合适的教学法在日常的教学中得以实施。而第一份将文化教学列入语言教学的正式文件，是 1990 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起草的一份报告，题为“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welve”，该报告第一次提出欧洲文化应该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这标志着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具体实施。但是，在文化教学初期，外语教学涉及到文化教学的内容还是以文学为主，学习者通过文学来了解目的语言文化，不过这些文化知识通常与语言重点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作为文化背景介绍给学习者。因此该阶段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是处在彼此分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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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西方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从 15 世纪开始就对文化安全给予了较大的关注。西方学者在 18 世纪就开始研究文化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角度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认为宗教观念是社会秩序和制度构成的动力因素。此外，安东尼奥·葛兰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去考察一个整体范围内的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的观念与文化意义。同时，托克维尔、洛克等等都对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做出过重要的论述，这些思想为西方国家安全的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文化地位的逐步提升，文化问题的敏感性也大大加强。西方学者又把文化研究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对文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进行研究。费格森和曼斯巴奇的《国家、概念的纷乱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与后现代世界》、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正式的社会理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的本质、规范进行了研究。同时，不同的流派也就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作用，尤其是对军事策略决策和大国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比如科林·格雷的《策略研究与公共政策》、亚当·伯茨曼的《外国决策的文化背景》等著作都讨论了文化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还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就文化规范对国际安全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罗伯特·沃克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与认同》等等。也有的学者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对全球文化进行研究，倡导全球化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在他们认为，人类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与经济领域，而是文化领域。文化安全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比较集中的研究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年代初.1993 年夏天,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提出”在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从而引发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广泛争论。不可否认,文化在现代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