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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Dans le présent travai,l l′auteur traite de la réception des pictogrammes et des idéogrammes en France, elle a fourni en la matière des documents de valeur.

关键词:　象形；会意；法国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自然会接触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每每讲到六书,讲到汉字的结构,我们发现法国学生对象形与会意特别感兴趣。说到“日”,从他们兴奋的眼中仿佛能看到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讲到“火”的起源,他们的眼中会窜出兴奋的火苗。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感兴趣,但程度不如法国人强烈。留心于此,便向书中行,渐渐累积了些资料,也有些体会。
17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首次相遇。法国派了几位传教士,时称耶稣会士,其中便有瓦罗神父(P.Varo),他们十分重视语言的操练与掌握,不少人熟谙中文,还能写一手方块字。1703年,瓦罗神父编撰了汉语语法字典。西伯神父对汉语作了颇有见解的论析:
“第一,言简意赅。这给最生动的形象增添了一种活力,一种力量,一种潜能,实在很难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就像对不懂唱歌的人解释乐谱那样困难。第二,形同图画。汉字首先是对眼睛说话,这使诗歌对称的形象产生一种秀丽如画、赏心悦目之感。第三,由于汉语的特点,句法和表现手法,在其他语言中被视作艺术手法的对比、递进、重复等在汉语里是自然地运用。第四,这个语言拥有各种各样为别种语言所没有的重复手段。第五,在最富丽堂皇的夸张、描写和口头叙述中,都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显得不是铺陈细节,而是将细节凝缩于一个观点之中。”①
从西伯神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象形与会意,“形同图画”,占有重要位置。在汉字的象形与会意之中,法国传教士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他们窥见了汉字与圣经的神秘关联。
在传教士的眼中,汉语中的“船”字,讲的便是挪亚方舟的故事。上帝创造了人类之后,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后代无教,遍布大地。该隐杀弟揭开了人类罪恶的潘多拉之盒,人们相互撕杀、争斗、掠夺。上帝看到这一切,后悔无比,决定“消灭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飞鸟”,但他又舍不得全部毁掉。蒙承上帝之恩,挪亚夫妇、三个儿子及其媳妇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将被保存下来。畜类和飞鸟皆留了洁净的良种,一并登上自造的大船。“七天后,洪水泛滥,天下的活物无一不死。”挪亚一家八口留了下来,传续了人类的香火。汉语中“船”,左边为“舟”,应和了挪亚方舟,右边为“ ”,可以视为“八口”,意指挪亚全家的人数。而且,我们再补充一句,“船”与“传”谐音,隐含传宗接代之意。可见,汉字的幽妙绰绝、博大精深。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这雨点与哭声也许不仅仅是传说,最起码,道出一个理:文字的发明触动了天地的一条关键性神经。按目前最大胆的推测,人类的出现已有250万年的历史,依较为共认的说法,也有150万年左右。在无文的隧道中,人类走过了十分漫长的历程,文字发明后,人类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文字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依着圣经的脉路,法国传道士们又对“男”与“婪”作了新解。“婪”一般与“贪”连用,意谓“贪爱财物”。那么,谁是最贪婪的人呢?按《圣经》的说法,便是林中之女(婪,可解为林中之女)夏娃。她禁不住蛇的诱惑串合丈夫偷吃了禁果,从此,人类犯下了原罪,上帝惩罚人类,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土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创世纪》3: 8-3: 18)。而汉字“男”,可解成“田中下力的人”,又应和了圣经的故事。
汉字在法国的传播功归传教士。至18世纪末,马若瑟神父(P. Prèmare)写就了《汉语纲要》, 1773年钱德明神父(P. Amiot)发表了《关于汉语天才的北京通讯》, 1782年西伯神父发表了《论中国人的语言》。不过, 18世纪的法国人对汉字的了解十分有限,大多局限在神职人员之间。19世纪法国人对汉字的研究进化到新的阶段。据南京大学钱理森教授提供的史料:“1814年,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开设了中文课。稍后重返华土的法国耶稣会士,如著名的顾赛芬神父(P. Couvreur),戴遂良神父(P.Vieger)先后编纂了《中国古文大词典》和《汉字词源学课本》。”①这一切有力推进了当时法国汉学的发展,并且为日后法国作家与中国对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参照。在此,重点举一个19世纪的例子。
唯美派大诗人戈蒂耶迷恋东方风尚,早在1862年,就请来一位家庭教师,给自己的女儿们专授中文课。这位教师叫丁敦龄,是个流落巴黎街头的中国文人。戈蒂耶的长女,日后的知名诗人朱笛特专门拜丁敦龄为师,学习汉语,研读唐诗,合作译介中国古诗。朱笛特1867年出版了《玉书》(Livre de Jade),作者以浓郁的诗情评点中国瓷器及汉字,并寄了一本给大作家雨果。远在他乡流亡的雨果收到朱笛特用中文题签的《玉书》后,兴奋异常,立即致函女作家:“我接到了您的书,在第一页上我看到了您写的我的中文名字,它变成了亮丽的象形文字,如在仙女手中闪闪发光。《玉书》是一部精致的作品,我要跟您说,在这个中国我看到了法国,在这座中国瓷器中我看到了您晶莹洁白的灵魂。”
这则史料也取自钱理森教授的研究,我们借用它是想做些补充。第一,雨果很早便热衷于中国文化。在他流亡前的住所里专门设了一个中国厅,里面存列了中国瓷器,还有大量的中国字画。通过朱笛特,雨果接触了汉字,更为关注象形与会意,尔后返观母语,在法语字母中看出了另一番景象。他在《游记》中写道:“你们是否发现Y是个景象万千的字母,树呈Y形;分两条叉的路呈Y形;羊头和牛头呈Y形;两条河流合二为一呈Y形;高脚杯呈Y形;茎上的百合花呈Y形;伸出双臂的祈求者呈Y形。这一观象可以扩展到构成人类文字的所有成份。人类、世界、人皆在字母之中,于其中,可以找到天文、哲学及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字母是源泉。”
雨果对象形和会意的关注无疑受了中国文字的启发和影响,其重要中介便是朱笛特,在朱笛特的背后又站着中国文人丁敦龄。雨果的这段文字后来收入法国著名教材《新无国界》第四册。①这一入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人对汉字象形会意功能的关注。
伴随着中法两国日益频繁的交流,到了20世纪,法国的许多作家、思想家,尤其是诗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直面汉字,与中国文化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对中国语言有了更深入的探究。“他们或从诗学的角度,获取创作灵感,构筑自己的诗国;或从哲学层面,获得新的创意和启发,建构新的理论,造就出20世纪中法文化交融的一道新风景。”②这批人中的代表人物当推克洛岱尔、谢阁兰、米修、拉康、克里斯特瓦等。
对于上述大家,钱理森、杜青钢、秦海鹰等学者已做了精到的评析,此处不再铺述。我们想补充的是,上举几位法国大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切入汉字皆以象形与会意为入口,其腾飞也是以汉字的象形与会意为台基的。最早来到中国的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从汉字的象形与会意文化中吸取滋养,写就了《画扇帖》等独异的诗章,留下了《书的哲学》等探讨汉字的散文。诗人认为:汉字是某种意义的表述,不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一种会意的画。西方的字母是运动型的,字母构成的整个词是一个由眼睛和声音拼读的连续的肯定陈述,而汉字则是一种生命的肯定陈述,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图解的生命、一个书写的人,看到他的举止和德行,看到他的身体结构和外形容貌,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的“符号宗教”和“书写宗教”。①尔后,克洛岱尔又以汉字返观西方拼音文字,从中发掘象形与会意的成份。在“eye”中他看到了眼睛,在“toit”中窥见了房屋和烟囱。更绝的是“Locomotive”(火车头),诗人看出了三个车轮,一个大烟囱(t),这当然是蒸气机了。这篇文章写于1926年,题为《西方的表意文字》。②
谢阁兰(Victor Segalen)学过汉语,在中国呆了六七年,其代表作《碑》与汉字、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还以“空中、太阳与月亮同辉”之类的诗句迻写了武则天所造的“ ”字。谢阁兰更进了一步,他不一味地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