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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从战后建国至今与美国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当以色列在战后大踏步地迈向现代消费社会时,美国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致使以色列与很多国家一样出现了所谓的“美国化”趋势。其实,以色列社会不会完全被“美国化”,“美国化”多少包含着以色列人对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如果把这一带有争议性的术语用“现代化”来表述,大概更能准确地把握住以色列自放弃开拓性民族精神以来大踏步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大众文化使很多国家面临“美国化”的挑战,这种状况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更甚。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从战后建国至今与美国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美国大众文化的大举进入,对以色列迈向现代消费社会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学者詹姆斯·戴蒙德甚至认为,近些年,以色列正在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52州(第51州是加拿大,加拿大人对这种说法很不认同)。因此,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一直是决定性的。 ①以色列的“美国化”越来越引起以色列学者的关注,他们提出的观点尽管各有不同,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但很少有学者否认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在以色列迈向现代消费社会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色列是个宗教传统文化浓厚的国家,其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但战后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以色列与很多国家一样大踏步地迈入了现代消费社会。“开拓性民族精神”的终结以色列是个由特殊民族组成的国家,其主体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该民族定居的土地上产生的希伯来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督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有一种渊源关系。对犹太教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色列人常常引以为豪。这个古老民族在历史上曾遭受到深重的苦难,奴役、屠杀和战争几乎一直伴随着犹太人。至于在历次迫害和屠杀中犹太人凭勤劳与辛苦积累起来的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胜数。从被逐出故土那天起,犹太人就没有忘记过重返家园,这是他们面对曾不断到来的种族灭绝的浩劫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且在世界各地继续保持其固有的民族传统,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个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等大国控制的联合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告成立,本-古里安出任总理。在犹太人心目中,“以色列”并不纯粹是个地理概念,它在犹太教中具有特别的含义,包括圣殿的遗迹和相关的宗教礼仪。犹太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它含有这块土地是自己的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是心灵深处久仰的“圣地”或“应许之地”的象征。显而易见,以色列人的民族认同既与犹太教教义有密切联系,又与数千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几乎面对相同境遇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共同的信仰是他们免遭外族完全同化的重要基础,而在受到外族歧视和迫害的状况下,同舟共济则使犹太人感到了“集体主义”的力量,“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生存繁衍。犹太人的这种“抱团”特性使他们在个体精神居于主流的欧美国家显得与社会很“不合拍”。然而,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犹太人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互相提携,共渡难关,在历次大灾难中幸免于种族的消亡,犹太人特有的文化代代相传下来。因此,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后,这种精神自然成为指导这场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建立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共同家园,而是要重振以色列民族,在复兴希伯来文化传统中铸造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建立一个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所区别的“圣地”。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得到了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但在意识形态上却与西方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历史学家把这种指导犹太的立国思想称为“开拓性民族精神”(pioneering ethos),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立国阶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以色列学者马奥兹·阿扎雅胡对此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精神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充满着社会主义思想。开拓性民族精神推崇集体主义,如服务、奉献、履行责任和自我牺牲,要求在服务于更高的民族目的上对私利的拒绝。”①显而易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确定的这种开拓性民族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以色列立国阶段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以色列社会的文化认同明显具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为了保证这块“圣地”的纯洁性,以色列几乎想在文化上自我封闭,最大可能地削弱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样,已在欧洲等地风行一时的美国大众文化在这里受到强烈抵制,被视为与以色列的发展毫不相干,甚至被视为“堕落和腐败”。1964年,美国著名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打算到以色列进行巡回演出,但后来不得不取消行程,原因是以色列拒绝为这次演出提供必要的外币。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在当时很多政府要人看来,类似这样的音乐会毫无文化价值和品位,反倒会给以色列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本-古里安在位期间,大力促进开拓性民族精神,试图在文化上完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设想,实现对以色列民族认同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外部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再加上处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理位置,以色列需要强大,而封闭只会导致孱弱。这样,60年代以色列开始从开拓性民族精神中缓慢地走了出来,本-古里安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开国之父”,却注定成为执行“开拓性民族精神”的唯一一位总理。以色列向现代消费社会的过渡1963年,本-古里安辞去总理一职,这在以色列文化史上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色列逐渐放弃了“开拓性民族精神”,开始对外开放,尤其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这样一种转变与其说是改善生存环境的需要,毋宁说是以色列为适应现代世界发展大潮的一种明智抉择,意味着以色列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现在人们通常认为,从以色列文化史的角度看,1968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年以色列国庆20周年之日,以色列电视台开始从耶路撒冷播放节目。以色列电视台属于国家控制的广播公司,尽管只有一个频道,播出的节目很单调,却意味着在以色列的文化和思想领域开始了一场深刻变革。同年,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新饮料在以色列市场上出现。很有意思的是,可口可乐进入以色列既不具有商业目的,更无文化含义,而是出于政治考虑,主要是想打破阿拉伯国家联合反对任何外国公司与以色列进行贸易的封锁,这样,以色列人对这一在外国人看来象征着美国商品的消费与爱国主义情怀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特殊环境所致,可口可乐在以色列的销售改变不了其商业行为的本质,以色列人喝可口可乐与欧洲人喝可口可乐所产生的效果别无二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口可乐在以色列商业与文化上的意义日显突出。电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新媒介,而可口可乐进入以色列,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国现代消费理念的接受。在普通以色列人看来,这两件事也许无足轻重,他们一般不会意识到以色列社会的一场深刻转变正在到来。随后,以色列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受现代消费观念影响的迹象处处可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撰稿者访问了以色列,他引用了一位以色列人对特拉维夫人口稠密的迪桑葛夫大街变化的描述。几年前,“这个街区的每个人都穿卡其裤(khakis)或短裤。现在人人都安居乐业,变得更时髦了”。作者随后在参观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驻军时遇到一名士兵,该士兵对这位作者说,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古老的创业梦想正在消失。他们想要成为现代国家而非创业国家的组成部分”①。这名士兵也是以色列年轻人之一,他以自身体验道出了以色列社会正在发生向现代消费社会的变化。以色列开国先辈们提倡的开拓性意识形态试图把他们眼中的外来文化拒之门外,以保持这块“圣地”的纯洁性,但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美国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尤其对长期生活在古老文化氛围中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在现代消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在很多犹太人眼中的这块“圣地”最终也未能幸免。大型超市在以色列的出现表明,现代消费主义已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潮流,对以色列人重新确定其文化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7年,至今还是非常有名的迪桑葛夫购物中心在特拉维夫开张营业。20世纪80年代这种大型超市在以色列就非常普遍了。1986年,阿亚龙购物中心在拉马特甘市隆重开业,随后这种新的购物方式很快遍及全国。这种大型购物中心的普及使原来在市中心生活失去了便捷的优势,中产阶级纷纷迁居市郊,居住在别墅内,在绿树成荫的幽静环境中享受着市中心所无法提供的生活条件。这样自然形成了城市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