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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西方文论发展至今，各流派层出不穷，高潮迭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前的文论，成为西方20世纪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西方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当代西方文论的白热化局面席卷整个文学界，以至于现在如果不知正在和曾经流行过的理论，就不敢开口谈论文学了。

关键词：“叛逆”性；“偏执”性；“认识论”化

一．当代西方文论的叛逆色彩

尽管当代西方文论异彩纷呈，发展道路幽曲纵深，但众多流派都无疑具有一种“叛逆”色彩。从理论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开始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是对传统文论过分专注于作家生平传记的历史主义批评的反驳；现象学也不再关注形而上学本体的本质性追问，而转向通过现象学的描述来对认识的意向性作追问；解构主义最开始也是源于对结构主义之结构的反抗和消解。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是不断否定和超越的过程。如果进一步透过现象之后观照，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朝向一致的精神中心。

众所周知，贯穿当代西方文论始终之一的是对“作者之死”的强调。文本作者逐渐消亡的过程应该始于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反浪漫主义诗歌放纵个性和情感的倾向，为新批评的兴起定下了理论基调。“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地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脱离。”艾略特这个论断对新批评具有奠基意义。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不再是统率文本意义和技巧的主体，只充当意义传达的中介。瑞恰兹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诗歌意义在阅读中的多指向性。在他的论述中，对读者反应的兴趣超过了对诗人意图的关注。威姆塞特和比厄兹列的“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两文，把新批评建立本体论的努力推至极顶。这里割裂的不仅是文学创作过程和接受心理的联系，而是整个社会历史与文学作品的联系。这种极端态度的背后，正是对作者主体用语言表达理性的不信任。

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并认为异质性是其意义产生的关键，即在语言系统内，每个符号都因为它不是所有其他符号，所以才是自己。而后结构主义正是在怀疑和消解结构主义为语言确立的“结构”上开启了自己的天地。“如果结构主义把符号从所指物那里分开了，那么后结构主义就更进一步，把所指从能指那里分开了。能指不断地变成所指，所指又不断变成能指，而你永远也不会达到一个本身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语言不再是一个有着稳定界限和明确意义的结构。它更像是无边无际的网，其中没有什么成分可以被绝对规定下来。因为所有的超越意义都是虚构，没有任何概念不被卷入结尾开放的表意游戏之中，或不被其他观念所反射。曾经被视为文本意义中心的作者也就被埋葬在“空洞的能指”中。罗兰·巴特更是高喊“作者之死”的口号。

与“作者之死”的倾向并列的是对读者地位的上升。从新批评瑞恰兹对读者反应的兴趣，到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的兴起，读者不仅已经成为文学文本最终确立的环节，而且表现出上升到本体论地位的趋势。这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在巴特看来，作者是行而上学传统的宠儿。在此意义上，巴特指出“作者”一词的现代性，把它看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造的虚幻神话，最终为的是消解作者主体中心地位。德里达对作者在场的消解，包摄在对整个西方科学与哲学的解构之中。他力图通过对语言与文本深层结构的解构，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打破，在文本中必然意味着读者地位的上升，如果说以前作者中心地位垄断了作品文本意义的解读的话，千万读者的主体性是难以确定的，因而作品的意义也将随之多元化。读者的本体地位意味着打破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因此，作者之死和读者地位的高扬，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品研究对象的变化，其背后有更深的哲学冲动，这就是对传统哲学理性中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消解。“中心”被解构掉之后，剩下的将是多种声音并存的舞台。

二．当代西方文论的“偏执”倾向

当代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都共同地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偏执色彩。可能是每个流派都太追求标新立异，以至于在一些问题上走过了头，甚至闹出种种让人诟病的笑话。英美新批评注重文学文本的研究，本是针对传统文论忽视作品本文研究弊端的一大改进，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完善来说实在功不可没。但是倘若把这一倾向推向极端，就未必是合理的了。

虽然新批评一直就表现出对文本本体的崇拜，但只是其成员内部一种不言自明的约定，但到了后期意图谬误和感情谬误的理论，首次鲜明地竖起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大旗，自此斩断了文学作品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本本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天然就与社会、历史以及心理学密不可分，作者和读者更是文学作品产生过程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忽视这些方面，对文本的解读必然会进入片面的境地。新批评在批评实践中很重视细读，探索文本中多种不确定意义的分析，但有时他们对作品繁缛细节的挖掘，似乎已经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因此新批评后来竟然出现把原本因为排版而形成的失误当成是高妙的复义现象而大动气力研究。

解构主义固然在打破传统哲学逻各斯中心及文本意义中心的权威性方面大有贡献，但是毕竟有文化传统的存在，传统不可能是断裂的。如果两眼仅仅盯在“解构”上对其他事实置之不理，也同样会产生荒谬的现象。对意义“确定性”不顾一切的解构，同时也带来了虚无的色彩，既然没有衡量的意义标准，那“解构”本身也就没有了意义。比如他们对作者地位的解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他们保持缄默，他们也就不是作者，这样才能证明作者之死的说法有道理。1975年，德里达去布朗大学讲学。德里达曾经提出一个论点：文学作品的文本是读者写的。他意在强调读者在诠释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于是，有学生问他：“读者写的文本和作者写的文本有区别吗？”他说“有的”。学生进一步问他两者是否有共同点，他仍然回答“有的”。德里达显然并未说明白读者写的文本和作者写的文本有何区别。这段对话如今已经成为揶揄德里达的一则笑话。这再次说明真理走过了头就成了荒谬。

精神分析文论也是既惊世骇俗，又让人们大跌眼镜。精神分析文论以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来对文学作品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文学本来就与心理学有着密切联系，精神分析文论的引入本是为文学的研究又打开了一个独特新奇的视角。但是在“偏执”化的精神内核下，也出现了种种极端的阐释例子。如弗洛伊德的对《哈姆莱特》的分析。他根据自己精神分析理论的俄狄浦斯情结，来阐释哈姆莱特在为父报仇的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认为这是因为哈姆莱特有恋母情结，而其叔父克劳迪厄斯则同哈姆莱特之母有奸情，并娶其为妻。因此，叔侄均有乱伦罪。倘若杀了克劳迪厄斯，哈姆莱特也该死。这种解析真是太牵强附会了，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硬拉硬扯得去套理论的做法，对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会有什么好处。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西方当代文论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多种去品味文学作品的角度，但是如果一味强调自己理论的无所不包和适用性，把文学作品都生搬硬套进其理论的框架结构内，必然也会造成很多荒谬的误读。

三．结语：对当代西方文论认识论化的担忧和无奈

如果说以前的传记式历史主义批评专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的话，随后当代西方文论中继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之后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于文学之外。文论背后更多的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学科支持。文学理论诞生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文学研究，而是成为某种理论印证自己的工具。文论一再被认识论化，也间接成为它们借以推广自己的手段。文学理论虽然应该是开放性的，但它的边界已扩展到使其丧失任何特殊性的地步。似乎当今西方文论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文学研究的“异化”，人们不再品味文学文本优美的描写，文学精英们撇开作品，醉心于各种高深莫测的文学理论。或许与文学研究完美契合的文学理论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文化和社会思想。”文学文本的含义就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倘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幻觉”，最后的逻辑步骤也得承认：文学理论也是“幻觉”。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