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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形式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过程所潜藏的逻辑动力中包含着一个与其理论初衷相分离的悖论,即以文学“外在”形式为基点又带着十分强健的“内在”要求,代写英语论文它追寻文学“内部”研究又无法离开“外部”世界。这使它在走向理论完备状态即获得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完整体系之时必然走向自我终结。这在其理论的重要转折时刻和重要理论主体的思考中留下了困惑与局限。了解形式主义文论这个充满矛盾的“内在生命”,有助于我们的思考超越一个理论流派的历史存在而抵达文学理论构成的普遍性规律之中。

关键词:文学理论形式主义逻辑动因悖论

一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论最重要的理论流派。它发端于20世纪初,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肇始,历英美新批评,至60、70年代结构主义之后而被解构主义所解构,其影响绵亘近一个世纪。在中国,形式主义文论虽然并未像西方那样成为理解、批评和阐释文学作品的一个程式,甚至渗透到大学、中学的文学课程教学中作为方法得到传承①,但也形成了一定影响,有人甚至认为“新批评有许多理由应当成为现代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②的确,形式主义提供了一套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全然不同的理论方法,曾一度拓展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视野。

一般而言,一个历时漫长影响宽泛的理论思潮,其产生、发展与变化过程往往见解林立、散漫芜杂,难以见出内在逻辑进程。初看上去,形式主义文论思潮也不例外,不同国度、不同时段众多理论家的学说使之呈现复杂的理论形态。在探究它的发展动因之时,思维惯性又会使理解停留在19世纪以来西方复杂社会历史因素及哲学的普遍性作用之中,从而遮蔽了理论的内在脉络。然而,在形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逻辑动力实际上发挥着更大作用,它甚至衍化而为一个与理论初衷相分离的悖论。换言之,这个注重外在“形式”的理论其实有着十分强健的内在要求,可以说正是经由这个内在要求的推动,形式主义文论的阶段性递进才得以完成,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内在要求的推动,它在试图达到理论的完备状态即获得更为“科学”的依据与更为完整的体系之时终结了自己,从结构主义峰巅坠入解构主义深谷,也使整个西方文论完成了一次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的理论旅行。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运动往往为人所忽视,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不愿意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单独的认识对象加以审视,因为它不具有娱乐功能,不会为直接的寻乐与求知提供感性满足。谈及文学理论,人们的关注重心主要放在它的对象即文学上面,理论最多成为进入文学世界的无形的手段或路径存在。即使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有时也会为这种情形所左右。人们可以接受这个观念———文学发展受“他律”与“自律”制约③———但却并不一定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发展具有同样情形。造成这个结果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学的理论方式”与“文学理论的方式”不同,后者一般是经由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④过程才得以形成,前者则总是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理论概括原则。因此,反思某种文论的逻辑运动,进一步认识理论内在动力的存在及重要作用,比直接借用它的一些概念、方法和话语方式更有价值。在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已经不再时髦的时代,重提这个十分特别的理论流派的目的正在于此。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诸多理论家为文学“形式”寻找独立意义、存在依据与理解方式的历史。它的产生、丰富乃至被解构,在证明西方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哲学等因素对文学理论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量的同时,又充分地展现了理论的逻辑意义。换言之,产生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外在条件被有效整合起来,达成了其理论生长的内在机制与自我终结悖论。

二

纵观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其发展阶段十分清晰。它经历三个重要阶段,并被冠之以三个不同称谓:首先是作为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继之以英美新批评,然后是影响更为深入的结构主义。过去,人们习惯将它们作为西方文论的三个不同流派而不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看待,因为它们确实各有其独立性。但分而治之,其理论变化的整体性和影响的连续性必然受到割裂或误置,不利于看到这种注重“形式”的理论的“内在运动”。

作为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原创与范畴厘定的阶段。它的功绩在于以崭新的视点和崭新的姿态形成巨大理论冲击力,鲜明地标志着西方文论一个重大转折的到来。伊格尔顿说;“倘若人们想确定本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日期,最好把这个日期定在1917年。在那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学派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技巧的艺术》,自那时起,特别是过去二十多年以来,各种文学理论大量涌现,令人为之瞠目。”⑤关于这个文论新起点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佛克马、易布思进一步说道:“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看法。”⑥这种影响所发生的时代,正是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强劲动力。

具有这种强劲动力的“形式学派”在20世纪初的俄国出现当然绝非偶然的个人因素所致,虽然个人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处于欧洲的边缘易于得到文化变革启示,高度封闭又使专制文化得以保持强势,这就是19世纪末期的俄国社会,也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强烈反差促成的文化变革渴望与冲动一旦获得突破口,便会以极端方式释放出来。所以当反传统的现代派文学创作在俄国星火闪现,便迅捷形成燎原之势。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现实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俄国迅速流行就是证明。极端化创作带来的震荡、不适却适应和激励了革命前夜的热情,它还刺激着同样极端化的理论表达,致使大胆的反俄国乃至欧洲理论传统的形式学派应运而生。这个学派选择了诗歌阐释作为突破口,以语言观念创新为标志,正是应和那些理论家们年轻的心灵、活跃的思维、诗化的激情与新时代视野的结果。但在这里,具有极端化倾向的理论创新实际上也埋下了一颗悖论的种子,绝对孤立的“形式”是难于寻找到它所必需的理论支撑的。这个矛盾会在以后形式主义的发展中显示它巨大的摧毁力量。

此时形式学派理论家们分属两个学术研究组织,一个是成立于1915年以罗曼·雅各布逊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另一个是成立于1916年以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除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之外,形式学派还包括了奥西普·布里克、尤里·图尼亚诺夫、鲍里斯·艾钦包姆、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等人。“作为一个富有战斗和论争精神的批评团体,他们拒绝此前曾经影响着文学批评的神秘的象征主义理论原则,并且以实践的科学精神把注意转向作品本身的物质实在,批评应使艺术脱离神秘,关心文学作品实际活动情况。文学不是伪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⑦特里·伊格尔顿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特征和现实追求。文学文本就这样开始在理论视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它与作者、社会生活和各种文化活动截然分离开来,仅以自己的特殊形式显示存在价值。形式成为一种“物质事实”,为解析这个物质事实,一系列新的文学理论概念如“文学性”、“陌生化”“疏离性”等被创造出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一开始就充满了创造意味,但关键是,形式后面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因而这种创造需要更多理论依据作为基础,没有后者其发展和影响力必然难以久继。形式主义文论后继者们能够担此重任吗?

英美新批评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新批评兴起初期两者并无直接联系。就某种意义可以说,新批评将俄国形式主义那些原创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进一步体系化了。并且,当它向理论深度进发的时候,它不能不涉及到“形式”之外的广泛因素,因此也就不能回避那个潜在的悖论。

在新批评这里,首先,文学文本的客观性和中心地位被放大,形成了“作品本体论”。在为新批评命名的理论家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