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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翻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已学科的研究方法。语言学一向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密切,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更有可能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模式，因为当代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本文概述了语篇语言学概念，比较它与传统语言学的异同，讨论了该研究模式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

引言
美籍荷兰学者James 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1987）一文中，对翻译学的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内部的划分提出了详细的构想（见张美芳2000a）；我们认同Holmes的观点：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学科，其目标有二：（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2）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其基本研究方法是观察、描写和解释。

Holmes把翻译学分为三大分支：
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
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同属纯研究性质。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种：（1）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研究；（2）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研究；（3）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理论研究又分通用理论研究和局部理论研究两部分。局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翻译手段；（2）翻译范围；（3）翻译等级；（4）文本类型；（5）不同时期的翻译；（6）特殊问题。在这六个方面中，文本类型（或语篇类型）研究的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中的特殊问题。Holmes（1987）指出，文学专家和神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翻译问题以及圣经翻译中的文体和语体等复杂的因素；七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科技文献和实用文献的翻译问题。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开花结果，原因是对于语篇、文本和话语等术语和理论一直未有定论。
近年来，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有了很大发展，西方学者纷纷把其理论引进翻译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不再限定于研究语言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境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语篇语言学把文本视为交际活动，而不是一串串定形的文字与结构；语用学则研究语言的使用，而不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系统（Baker 1992: 4-5）。
翻译工作者要研究语言，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明白语言如何在实际中运作，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地、有效地进行描写研究。描写研究分支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因为该分支的研究成果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资料和依据。
本文主要探讨描写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即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操作性强的方法，而不是翻译技巧或翻译手段（参见Bell 1991: 27）。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要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翻译理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它至少必须具有Bell（1991: 26-27）所说的“可实验性”（empiricism）、“可预测性”（determinism）、“简易性”（parsimony）和“概括性”（generality）。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首先阐述语篇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然后简单比较它与传统语言学的异同，进而讨论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以及语篇翻译研究的范围、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语篇语言学
“语篇语言学”的英文是text linguistics，但有些学者也用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或text analysis（篇章分析）来指这一学科。一般说来，英美国家的学者喜欢用discourse analysis，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则喜欢用text linguistics（见黄国文2001）。我国学者对discourse analysis等术语的翻译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胡壮麟（1994：3）认为，“‘语篇语言学’或‘语篇分析’两种说法基本上是同义的”。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不对“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等进行区分（参见黄国文 1988，2001）。
语篇语言学是6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学科，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促成了它的发展。例如，社会学家Hymes 发表的题为“Towards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1964)一文，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言语使用问题；语言哲学家Austin (1962), Searle (1969) 和Grice (1975) 等人从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等角度研究语言使用；Halliday (1973，1985) 的功能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纯理功能（参见黄国文 2000）；Labov（1972）对语言变异做了开创性的研究；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和Goffman (1976, 1979) 对会话常规 (Conversation norm)、话轮（Turn）等口头交往的分析揭示了会话的结构规律；Gumperz & Hymes (1972) 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言语行为（如讲故事、问候语等）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索了语篇分析的新路子；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对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模式的研究揭示了话段与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的说来，语篇语言学吸收了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慢慢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交际中语言使用情况的涉及多个学科的一门学问。
语篇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实际翻译中，已有不少人把语篇当作翻译对象和基本单位（参见司显柱 2001）。关于语篇的定义，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形式/结构”（formal/structural）派的看法：从结构方面看，“语篇”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语篇由句子组成。一是“功能”派的看法：从功能方面看，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它不是一个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它与句子不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它们之间不是“大”与“小”的关系；语篇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体现”（realization）关系，即语篇由句子体现，或者说句子（形式）体现了语篇（语义）。

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
我们把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对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与当代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进行比较。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及语言学的发展，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学科，而语言学就是其科学的依据之一。从文献看，苏联的费道罗夫“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向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发起挑战”（林煌天主编1997：172）。英国的Catford（1965）提出了一个以M.A.K. Halliday的“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模式，书中阐述了语际间的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问题；在这个模式中，层次转换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范畴转换包括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单元、语言类别方面的转换，所有这些转换的核心概念是“对等”（或“等值”）。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1975）特别强调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并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核心；科末萨罗夫还提出把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研究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语言学。此外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及论著相继问世，它们极有可能汇成了一整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参见林煌天主编1997：172-3页，张美芳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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