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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英语的语用移情可运用 “加注法” 予以解决。中国英语的运行机制与关联理论密切相关。一方面关联理论说明了不同文化间的人们可跨越文化障碍而顺利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英语的使用必须遵循人们的认知规律和交际的语用原则。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于1980年首次出现在葛传椝的文章中。 [1 ]在它走过的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中国学者对它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上的探索。但时至今日,它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英语作为一个新名词和新生事物必定在理论上有待于学者们对它进行各方面的界定,尤其是其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二是中国英语是否可作为一种国别变体为广大的英美国家的人士所接受尚待实践证明。三是中国英语作为中国文化和规范英语的结合物,其在翻译层面上所涉及的异化翻译本身就极具争议。凡此种种使中国英语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说它是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之中始终有着 “争议” 二字;说它是热点主要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与当今的时代发展和理论前沿紧密联系,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在 《也谈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 一文中曾就中国英语在语用学意义上的存在依据和语用原则进行过探讨,[2 ]认为翻译中的异化和交际中的语用移情是中国英语的存在依据,并认为 “文化依附原则” 和 “可理解性、 可接受性原则” 从交际目的和效果来看可作为发展中国英语的语用依据。在阐释语用移情时,笔者曾提到中国英语在语用移情上存在两大问题。 “(1)中国英语所反映的相对 ‘高环境’的中国文化及其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异化才能使西方人在 ‘低环境’ 的文化和语言氛围中进行语用移情? (2)反映中国特有事物和文化的译文在 ‘高环境’ 和‘低环境’ 相对不同的地域、 国家和人们之间是否也应不一样? 我想加注法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样通过加注的多与少来解决因地域、 时间和交际对象的不同所造成的 ‘高环境’ 与 ‘低环境’ 之间的矛盾问题,从而保证语用移情的顺利进行并保持中国英语其语言结构形式的相对稳定性。 ” 对于 “加注法” 一说当时因为篇幅有限,所以笔者仅是泛泛地一笔带过,没有深究。现在看来,有必要对之补充说明。首先,这里所谓的 “加注法”是何含义? 是否为传统意义上的 “阐释法” ;其次, “加注法” 解决中国英语语用移情问题的理据是什么? 本文将在回答这两问题的基础上,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审视 “中国英语” 的运行机制。
     一、 “加注法” 的定义
　　 根据 《译学大词典》 的定义,[3 ]翻译中的 “阐释或注释” 指的是 “在双语转换中用目的语给原语中的可译性‘障碍点’ 作注释,以利读者理解” 。归纳起来阐释通常适用于以下情况: (1)整个 “障碍点” 必须隐去,只加以解释,译其大意; (2)并不隐去 “障碍点” 而是在文中加以保留,并以各种手段加以阐释; (3)以音译保留 “障碍点” ,再加以类属性解释; (4)将暗含的语义明确地以词汇意义表达出来。笔者所谓的 “加注法” 只是指其中第二、三种保留 “障碍点” 的情况,即以音译或直译等手段保留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和语言特点,再以各种手段加以阐释,包括类属性解释、 文化背景说明等等。　　 所谓 “障碍点” 是指与汉语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英语文化中不存在。如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负载词,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汇。中国英语的第一语用原则 “文化依附原则” 强调的是汉文化和汉语言共同依附的原则,第二语用原则 “可理解性、可接受性” 原则强调英语语言和文化对它的认同或融合。所以中国英语所面临的障碍点实际就是在语际转换中,两原则难以兼顾的情况。换言之,在用英语把中国特有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人民时,其在表述时存在“真实性” 与“可达性” 之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它“面临保持真实的挑战” ,一方面“又要传达原本就陌生的信息” 。 [4 ]     可以说中国英语的难点就在于它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得以表达的方式” ,而对 “不断延伸的文化政治关系” 又必须给予重视。所以中国英语在用音译、 直译等手段保留汉语言特点的同时必须通过 “加注法” 对陌生的文化信息予以说明。这样既可保留中国英语在不同语用环境中的相对稳定性,又可让这一发展中的新兴语言在不同的语用环境中为不同文化氛围的人们所理解并逐步接受,因为其加注的部分是可以随着语境、 语用、 交际诸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来说,中国英语所要加注的信息量与交际对象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度成反比。下面将从认知角度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二、 关联理论对 “加注法” 的解释　
  　 宋德生认为 “文化中的特异现象可在认知层面上得以加工,或与异域文化中相似的文化现象匹配,或在人们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认知变通和补救(如音译加注释)” 。 [5 ]“加注法” 如何通过 “认知变通和补救” 来实现 “文化中的特异现象” 的翻译?对于 “加注法” 使用中的 “度” 的把握,笔者曾指出,中国英语的两大语用原则即 “文化依附原则” 和 “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 是我们在实践中处理该问题的准则。 [2 ]处理好两原则的关系是其关键之处, “文化依附原则”是发展中国英语的必要前提,而 “可理解性、 可接受性原则” 是发展中国英语的重要保证。这两原则既相互矛盾又缺一不可。所以一方面 “加注” 的量与质取决于对这两原则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两原则的辩证统一离不开 “加注法” 的运用。这一问题需从有关交际与认知的理论— — — 关联理论入手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最佳关联理论　　Sperberh和 Wilson关联理论将人视为具有推导明示行为的关联性这一内在能力的信息处理者。 [6 ]所以人们在交际中不仅仅要遵循合作原则更要服从关联原则这一认知准则。根据赵彦春所述,关联准则就是 “依据认知语境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 “在阐释文本或话段时,人们总是最大程度地增强语境效果,最大程度地减少推理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所谓最佳关联就是过滤了琐碎(trivial)信息的关联” 。 [7 ]最佳关联对交际双方都很重要,对说话者来说,他必须保证话语切题和前后一致;他的语言还必须不多不少,切忌罗嗦。从听话人角度来看,他的理解与翻译必须以话语为基础,不能凭空捏造,胡乱解释。故最佳关联使人们在交际中总有“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佳效果的自然倾向” 。(所以读/听者尽管会有各方面差异,但他们处理信息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在相同的认知下往往会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 。 “加注法” 作为认知变通和补救的手段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达到一定的关联。而成功的“加注” 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佳效果。使用中国英语时,交际者必须有意识地参照最佳关联理论,根据交际的意图或读/听者的期待决定信息的取舍、 加注的多少与有无。如对于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我们一般不用加注。因为对中国历史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出处,另外这句话本身的含义决定它一般会出现在外交政治场合,所以依据认知语境,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不用“加注” 也能达到最佳关联,为英语国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类似的中国英语还有 “erhu” (二胡) , “jiaozi”(饺子) , “gongfu” (工夫) 等音译词及 “spiritual pollu2tion” (精神污染) ,“the real economy”(实体经济)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知识创新工程)等。
　　(二)“明示- 推理” 模式
　　Sperber和 Wilson(1986)建立的 “明示- 推理” 模式认为 “说话人希望传递信息,而听话人则需要识别说话人传递信息的意图,或者识别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需要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行为和实施该行为的意图之间的联系进行推导,即听话人需要从交际目的的角度对说话人的行为进行解释” 。 [8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其英译本 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