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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口岸城市士人在中外交往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过渡性交流“ 界面 ” ,“ 中国各体英语 ” 是 16世纪至 20世纪初英语在中国不断变体和“ 洋泾浜化 ” 的产物 ,在中外交往 ,特别是中外民间贸易中起了“ 中间人 ” 的作用 ,其历史演变折射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其“ 非洋泾浜化 ” 揭示了语言发展的规律 ,其音位、词汇和语篇则对当今“ 中国英语 ” 甚至“ 世界英语 ” 产生了积极影响。　　
   1.引言
   自上世纪 60年代“ 新英语 ”( new Englishes) (Crystal, 2001: 131)被用来指称“世界英语 ”( international /world /gl obal English)的“区域变体” ( geographical varieties)后,对当今“中国英语 ”(Chinese /ChinaEnglish)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内重要外语学术刊物上,孙骊(1989)、汪榕培 (1991)、李文中 (1993)、张培成 ( 1995)、贾冠杰、向明友 (1997)、林秋云 (1998)、潘章仙 (2002)以及邱立中、宁全新 ( 2002)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 中国英语” 的客观存在性和变体状况进行了界定和研究;杜瑞清、姜亚军 (2001)等探讨了“中国英语 ” 的音位、词汇和语篇等表现形式问题;杜争鸣 ( 1998)等从英语本土化的角度阐述了“ 中国英语” 现象;孟臻、虞正亭 (2003)等则论述了“中国英语 ”与中国英语教学的关系问题,等等。在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 中国英语” 的文章更是林林总总。“ 中国英语” 已是客观存在,但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非一蹴而就。对于“ 中国英语” 与“ 中国各体英语 ” 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 KingsleyBolton在其著作《中国各体英语 — —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Chinese Englishes — —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中指出:“中国英语 ”是“ 中国各体英语” 从不自觉到自主变体、从非标准形式到更规范形式渐进演变的结果。(Bolt on, 2003;李文中, 2005)
   2.“ 中国各体英语” :英语在中国不断变体和“ 洋泾浜化” 的产物“ 中国各体英语 ” 也称“中国皮钦英语 ”( Chinese Pidgin Engli2shes, CPE)或“ 中国别琴英语 ”(Chinese Business Englishes, CBE)①,它于 18～19世纪在广州和上海等口岸城市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发音、词汇和语篇等特征,以口语交际为主,汉英两种语言杂糅,不顾英语词法和句法规则,主要用于对外贸易和交往的过渡性交流“界面 ”( interface) ,其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变体 ( simp lification or altera2tion)和“ 洋泾浜化” (p idginization)两个阶段。
    2. 1英语在中国的变体
   英语在中国的不断变化大致经历了“ 中国各体英语” 的渊源历史或中外接触语言 ( language contact)以及雏形 ( jargon or broken Eng2lish) ,以变体英语 ( simp lified or altered English)为表现形式,是“ 中国各体英语” 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 澳门葡语” :“ 中国各体英语 ” 的历史渊源。有交往就有交往媒介的存在。作为中外交往的特殊媒介,“中国各体英语 ” 的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6世纪的“ 澳门葡语” (Macao Portuguese)。从 16世纪 40年代开始,葡萄牙人便在南洋的马六甲地区与来自我国广东、福建等省的商人进行贸易交往,不久便在澳门建立与中国贸易交往的永久性基地 (Bolton, 2003: 123 - 124)。在交往中,人们既不用葡萄牙语,也不用汉语,而是逐渐创造了“ 一种汉语和葡萄牙语的混合体 ”( a medley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 — — “ 澳门葡语 ” 。“澳门葡语 ”不但完全区别于正宗的葡萄牙语,而且还在长期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词汇、习语和发音,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交流媒介。对于这种盛行大约两个世纪的交流“界面 ” ,从里斯本来澳门的商人却无法听懂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431)。随着 18世纪英国殖民势力的日益强大以及广州贸易地位的提升,“澳门葡语 ” 作为中外贸易主要媒介的地位渐渐削弱,但它对“中国各体英语 ” 的雏形— — —“ 广州英语” (Cant on English) 或“ 广州行话” ( jargon s poken at Cant on)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 广州英语” :“ 中国各体英语” 的雏形。作为“中国各体英语 ” 最早表现形式的“ 广州英语” 是一种变体英语,由广州的华人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逐渐创造。    18世纪中叶,广州成了清政府与英美等国家贸易的惟一口岸城市,这为“ 广州英语” 的产生提供了语言和地理环境;其次,清政府法律禁止华人教授西人“ 天朝上国” ( the central fl owery nation)的语言文字,但未有禁止华人模仿、学习西人语言的法律条文;再次,“广州英语” 是一种行话,不易被官府所雇用的通事 ( linguists)听懂,便于民间贸易交往甚至非法走私;复次,对西人来说,“ 汉语方块字非常难学,他们不可能记住如此多似乎没实际意思的符号, ” 因此“几乎没有一个从世界各地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愿意花费哪怕一小时来学习汉语”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429) ;最后,为了和西人交易,获取经济利益,广州的华人“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逗留在公行、店铺以及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获取只言片语 ”( The Chinese Reposit ory,1836: 432 ) , 模仿、学习、创造“红毛番的鬼话 ”( the red2 hairedbarbariansplanguage) ,“ 广州英语 ” 几乎成为广州人学习的惟一语言。( The Chinese Reposit ory, 1836: 431)“ 广州英语” 置英语词法和句法等规则于不顾 ( The Chinese Re2posit ory, 1836: 430) ,是由专门词汇、粤语之音、汉英模式杂糅起来的口头交际语言。在词汇上,“ 广州英语” 的词汇 19世纪前主要源于葡萄牙语和英语,如 ladr oon ( thief) , comp rador ( agent / servant) , secure ( guarantee)等,也有一些来自于汉语,如 cumshaw ( gift / bribe) , chin chin (wor2ship) , hoppo ( seni or customs officer) , fanquei ( foreign devil)等, 还有一些来自于印度语,如 chop ( tr ouble) , cash ( s mall coin)等。19世纪后,“ 广州英语” 中来自汉语和广州话的词汇增多,如 fukki ( friend) , s wanpan ( abacus) , man ( slowly)等来自于汉语的词汇,以及 [ bé i ] /pay( give) , [ dí m ] / time, [ gá m yé ung] / thus manner ( s o fashion) 等来自于广州话的词汇。(Bolt on, 2003: 163)在音位上,由于广州及其周围地区的语言缺少辅音 [ b ]、[ v ]、[ d ]、 [ r ]、 [ st ] ,这些辅音在“ 广州英语” 中被 [ p ]、 [ t ]、 [ l ]、 [ sz]替代( The Chinese Reposit ory, 1836: 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