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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层和最下层数量较少,中间阶层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也与澳大利亚英语语音的社会阶层分布一致。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认为“文化认同”和“威望”标准使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另一群人当作榜样并且模仿他们说话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语言逐渐发生变化。在语言的层化模式中,最上等阶级并不是“社会标准”,因为数量小,身份、地位高,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反而会有意改变自己的“雅音”,模仿“大众音”,甚至“土音”。下等阶级因为地位低下,不具有社会心理的引导力。而中产阶级的地位、生活方式连同他们的语言特点都成为较低等级的人们模仿学习的对象。因此,澳大利亚讲大众音的人数最多,近年来,说雅音和土音的人还有向大众口音靠近的趋势。此外,最下层阶级的男性发音具有一种强悍粗犷的气质,表现一种男子汉气概,因而对较高等级的男性有一定的吸引力,形成“隐威望”(covert prestige)标准。人们的潜意识容易向着“隐威望”靠拢。这也许是澳大利亚英语背离“优雅”的英式英语,变得“粗俗”的原因之一。

澳大利亚英语语音没有较大的地域语言变异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移民状况有密切的关联。最早的澳大利亚移民是英国政府有计划有控制地送入澳洲的犯人和劳工,他们对于澳大利亚英语语音变体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意义。囚犯中的多数是来自伦敦以及其他已工业化的城市,所用的语言是通用的方言俗语及犯人的黑话,没有带英国其他地方的方言,加上他们是在监管下一起劳动生活,对于澳大利亚英语语音没有形成较大的地域性变体起着一定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英语发展历史短,而且是在人口移动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人口的流动造成整个澳洲大陆比较一致,除了一些个人方面或社会语言方面的变异外,没有明显的地域变异。

3.2澳大利亚英语词汇变体

词汇在语言三要素中最敏感最具活性,它对于社会与文化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和共变性。澳大利亚英语在离开英国本土,来到社会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澳洲之后,涌现了许多反映澳大利亚人民生活的独特词汇。有的是复活旧词,即在英美英语中已不多见的词却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幸存下来,如jumper (毛衣),run (放牧的空地)。有的根据原有意义扩充内涵创制新词,如bushfire(森林火灾),bottlebrush(瓶刷树,其圆筒的花穗象瓶刷),还有的是借用澳洲土著以及其他移民的外来词。如kangaroo(袋鼠),koala(树袋熊)等等。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Baker(1966)认为澳大利亚英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简化,而缩略形式正是这种语言简化现象的一种体现。澳大利亚英语中存在大量的缩略词,缩略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保留词语的前一二个音节或保留最后一个音节,如abo (aborigine),uni (university)等;有的保留第一个音节,然后在第一个音节的后面加上ie,o或y,比如telly(television),Chrissie(Christmas),这类词读起来通俗亲切,有些则带有孩子气,使澳大利亚英语词汇有几分幼稚而又逗乐的成分。还有的在保留前一两个音节的基础上,根据读音拼写而成,其拼写形式发生了变化,甚至已完全找不到原词的痕迹。比如:Oz (Australia),lingo (language)等等。这些词汇变体使澳大利亚英语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澳大利亚人简明、直接、乐观的个性。

澳大利亚英语变体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也说明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变体深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澳大利亚英语来源于18世纪英国英语,早期有“优雅”与“粗俗”之分,驻扎在悉尼的军队和统治阶层讲的是“优雅英语”(the beau monde),外省新南威尔士的囚犯及劳工移民讲的是“粗俗英语”(vulgar English)这种现象在《移民世家》的对白中有所体现,书中绅士讲优雅讲究的英语,而犯人却是满嘴方言土语。由于语言必定根植于社会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离开了伦敦大城市优越的物质环境,“优雅英语”难以在处于原始开发期、物质生活贫乏、环境恶劣的澳洲生根,因此,出生于澳洲的新一代所讲的澳大利亚英语朴实,直接,不做作,没有多少“雅”的成分。Ramson在《1788 1898澳大利亚英语词汇历史研究》一书中总结说,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英语体现殖民地英语的特征,一方面与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保持词汇原义或在新的环境中自然地延伸词汇的内涵,另一方面大量借用土著词汇。

19世纪5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金者来到澳洲,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开矿者和冒险家,他们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淘金的方法、设备和词汇。因此,这一时期的特色词汇都与开采金矿有关。如开采金矿的工具、设备、技术以及反映处于开发时期人们生活娱乐的词汇,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如digger(采金者),prospector(可能找到金矿的地方)等。淘金热时期社会文化对刚刚诞生的澳大利亚英语的影响反映出语言的形成紧随着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英语中俗语方言的增加加速了澳大利亚英语与保守的母体英国英语的分离。比较一下1849年出版的《移民家庭》和四年后的《我在澳大利亚金矿的所见所闻所为》,不难看出澳大利亚英语的变化。从《移民家庭》可以分辨出“雅”与“俗”,而《我在澳大利亚金矿的所见所闻所为》所用文字生动鲜活,大胆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丝毫不受书面语的约束。如果说殖民时期澳大利亚英语的显著特征是语言的发展在英国英语的框架之内,澳大利亚英语变体处于萌芽阶段,那么淘金热时期的澳大利亚英语是一种从“母体”的解放,使澳大利亚英语充满自由和活力,澳大利亚英语词汇和语篇的本土化标志着澳大利亚英语变体的逐步形成。

澳大利亚英语变体形成最重要的时期是民族化时期,19世纪80年代的《公报》(Bulletin)专栏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场所。《公报》是当时的一种雅俗共赏反映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生活的杂志,大量发表民间诗歌、传记、小说,鼓励澳大利亚人使用自己喜欢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包括文字游戏、方言俗语,使19世纪50年代以来积累下来的方言俗语得到了承认和发扬光大。《公报》专栏刊登的小说大多宣扬一种民族精神,媒体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群使这种民族精神深入人心,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澳大利亚英语与英国英语有了较大的差别。

4. 推动澳大利亚英语变异的社会动力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化理论指出,语言变化一定包括一个变异的阶段。语言结构中的变异形式提供了变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而变化的启动和发展需要相当强劲的社会动力。也就是说,语言变化在言语社区中的逐步推广需要社会动力。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包括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推动了澳大利亚英语变体的形成,媒体和民众的语言态度使这种变体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对于澳大利亚英语的语言变异,澳大利亚人自己早期也有过微词,但在弘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得到鼓励和发展,政府的语言政策使语言的变异合法化和规范化。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制定明确语言政策的英语国家,它的许多语言政策对于澳大利亚英语变体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1984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国家语言政策》(A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1987年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确立并巩固了澳大利亚标准英语(Australian Standard English)的支配地位,申明:“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保护澳大利亚英语的种种变体的独特用法,并同时要求其公民在正式、公开的场合,尤其是教育界,使用标准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作为世界各地英语的一种国家英语变体,在国内、国际上使用标准澳大利亚英语时应该‘充满自信’”(刘福根2004:208),同时还公布了推崇朴素语言风格的语言政策(Plain Language Policy),促使澳大利亚英语朴实无华、亲切生动。澳大利亚政府还定期发布印务手册(Style Manual for Authors, Editors and Printers)对本国的英语书写进行指导,另外还成立了多个语言机构如LIA(Languages Institute of Australia )以确保语言政策的执行。

媒体在澳大利亚语言变异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 The 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