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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玄奘西行取经17载，归国后毕其生于佛经翻译，其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践行的翻译观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本文通过剖析其翻译观，联系当今实际翻译思想，对其作现代意义的诠释。

1.引言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对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書七》）。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分析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

2.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

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汉语功底深厚，西行17载，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语水平，精通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极，“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大唐西域记》）。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实践成就一方面得益于理论指导，同时又提升理论认识。因此，尽管玄奘的译论留存极少，但其思想精华闪现出的光芒历经千年，依然眩目。从翻译历史看，玄奘并非实践第一人，亦非理论先行者，在其之前，译论已散见，各家观点也形成了争锋的局面。玄奘在译经繁荣、译家辈出的时代，超凡脱俗，毕其终生于佛经事业，剖析当时的背景及历史渊源，有助于了解其理论主张的基础和源头。
佛经翻译始于汉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时，安世高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了。然而，一般认为，佛经译论开篇当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参见陈福康 2000：6）。支谦认识到翻译之难——“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进而审视时下之观点，起初责“质直”之言为“不雅”，后则附众随流，在“实宜径达”声中，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了。可见，在佛经译论诞生初期，直译、意译之争便开始了，支谦在直译的洪声中，既有随附，也有阻抗，其译文“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高僧传》）。当时众译家还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为其直译观辩护，这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其实，这种“弃文存质”的直译主张是翻译早期发展历史的必然反映，因为早期的佛经翻译不仅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还受到文化的阻隔，而且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足，经文质朴而旨圣，译经“唯惧失实”，应该“得本缘故”（道安语），力求符合原文原意。由此可见，我国开篇译论孕育在直译占主导的土壤之中。随着佛家文化渐入本土，异质之言或径入或文饰，佛经翻译家也注意到佛家经典与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的融合社会必要性，译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从道安对意译的斥责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译之风。道安（314-385）坚持“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五失本，三不易”概括了其理论主张及其对翻译的认识。鸠摩罗什（344-413）通晓梵汉，堪称“译界第一流宗匠”（梁启超语），其译经质量受到很高评价。从其译经来看，罗什偏意译，趋文饰，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因此，其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语参见《宋高僧传》）。罗什对翻译的见地隐于一个妙喻之中，“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参见陈福康 2000：18）其后高僧对于“文”、“质”之见，多执中用两，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彦宗（557-610）著《辩证论》，“以垂翻译之式”（彦宗）。从评述历代译经及译论到经验总结，再到垂范译者的“十条”、“八备”，彦宗对翻译的探讨“可谓深探本源”（梁启超语），说明我国古典译论已从论述翻译方法扩展到了对翻译主体的关注。
可见，玄奘所处时代已是译事兴盛，译论纷呈，盛世大唐，百业更兴。玄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竭其精，毕其生，致力于佛经翻译，成就千秋伟业。可以说，玄奘的译经思想萌发于历史沃土，成熟于躬身实践。下面将对其思想核心进行剖析，以灼其华。

3.方法论与“五不翻”

佛经翻译至玄奘时已是异彩纷呈，各家观点虽有争论，但并不排斥，在直译意译的统领下，各显千秋。“质”者存其真而近于理，“意”者得其体而隐于形。按佛教史家的古译、旧译和新译之分，鸠摩罗什开启了一个时代，而玄奘则将佛经翻译引领到了新的高峰，登峰造极的不仅仅在于译著的数量和质量，还在其秉持的原则和方法论。玄奘之前的译经，方法和过程同一，先按梵文逐字搬译，再按汉语语法改写，最后由笔人润饰。其中辗转传递，加之个体之间认知和阐释的差异，必然造成语词增减，原意走失。玄奘则不然，梵汉精晓，佛理深通，“览文如己，转音犹响”（《西域记》）。其译文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关于玄奘的翻译方法，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进行过专门研究，在对勘玄奘所译的《集论》和《俱舍论》后，总结出了六种翻译技巧（参看马祖毅 1998：66-68）。1）补充法。玄奘译经时，为了使读者了解，常常加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如俱舍论品：“大德法救复作是言”，原文没有“法救”二字，加上之后可使读者知道“大德”指的是谁（法救是人名）。再如“为对治彼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蕴”，“八万行”是原文中所没有的，但若照原文直译，只译出一个“彼”字，便可能产生误解。2）省略法。玄奘的译文删略原文之处极少，而且限于无关紧要之处。如在“adi，等”之前删节一些“等”字可以包括的字词。3）变位法。改变梵文的次序，如《集论》中“avinirbhayarttyatiniyatam upadaya”，玄奘译成“随转我所故，不离我所故”，颠倒了两句的次序。4）分合法。玄奘运用此法翻译梵文复合词，有时“分”，如《集论》中“sat cetanakayah caksuh samsparsajcetana srotraghranaphvayamanah samsparjacetana”，被译成“六思身，眼触所生思，耳触所生思……”，在原来的“耳鼻舌身”每个字后添加“触所生思”；有时“合”，如《集论》中“yasca purvantaklpika drstayah yasca apararrakalpika drstayah”，直译应为“计前际见，计后际见”，但玄奘合译为“计前后际见”。5）译名假借法。使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专门术语，使含义格外清楚。如一般使用“识”来译“vijnana”，但玄奘有时用它来译“citta”（心）；“心”字一般用来译“citta”，但他有时用“心”来译“dharma”（法）。6）代词还原法。把原文中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有时在名词前加“此、彼”等字样。此六种技巧在玄奘的翻译态度和原则指导下，运用自如，终成大师杰作。
玄奘翻译方法如是丰富，然其论述留存极少，后世从零散的材料中将其译论归结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在直译意译的争执中，玄奘执其中，既不偏“质”，也不过“文”，因为“文过则艳，质甚则野”（《大唐西域记》）。从玄奘的译文形式看，“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参见马祖毅 1998：65）。他引用孔子之言“必也正名乎”，强调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有学者（吕澂）指出，玄奘翻译擅胜之极在于融化原文中的义理，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由此可见，玄奘的“文、质”平衡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