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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是多么的高超，确实做到了“真、俗”的高度统一。如果说旧译是对古译的突破，那么玄奘开创的新译则是佛经翻译新的里程碑。玄奘认为在“不违本”的原则下，“传经深旨，务从易晓”（《大唐西域记》），并力图纠正旧译之艰涩和失本。他制定的“五不翻”原则尤为后世所推崇。其实，玄奘译论之精华所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一是“五不翻”；前者针对段落结构而言，后者则针对名词而言。“五不翻”具体为：1）秘密故，如“陀罗尼”；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3）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4）顺古故，如“阿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五不翻”对名词和名称的翻译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孔子的“名从主人”之说，实际上，玄奘常引用孔子、老子等人之语为其辩护，思想上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典文论。

4.玄奘译论的现代意义

现代译论在现代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照下，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译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对翻译的多视角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从多样性中看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这种多维度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传统译论是现代译论的奠基石，因此，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便成了构筑现代翻译学的理论诉求。我国译论始于佛经翻译，在数百年的译经史中，译家的丰富经验凝结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理论大川，历经千年，经久不息，为现代译论的开创奠定了理论根基。在译经大师中，玄奘虽谈不上理论大家，然其精华灼现，灿若星辰，尤其在方法论上，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玄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是谓“求真”；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的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是谓“喻俗”；在一些关键词汇（名词和名称）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将玄奘的翻译原则置于现代视野下，仍可见其光芒。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严格意义上说，是对传统译论的总结升华，玄奘在持“信”的基础上，已开始寻求上升到类似“达、雅”的境界。玄奘厘定的翻译原则重在规范译文及翻译过程，并无设立标准之意图，然而，其原则已起到标准的作用，即标准的前瞻性作用在其原则的运用中已得到了体现，译者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通达“圆满调和”的译文。当今译论纷呈，立标准者亦不在少数，不仅国内有傅雷的“神似形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还有国外众多学者的标准论，如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的“意义不变”论、美国奈达的“最接近的等值”论、英国卡特福德的“等值替换”论以及德国诺德的“功能忠实”论等等。“求真”是为了存“信”，而“喻俗”则是向读者靠拢，增加可读性。这与现代译论重心移向译语及译文读者是一致的。玄奘“五不翻”原则中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之名虽初显生疏，但其原义不会有增减之损，日久也就自然地融入到译语语言文化系统之中了。

5.结束语

玄奘译论虽不能与当今译论家之大作相比拟，但其理论精华及思想灵魂却是后世依循之典范。国内有学者将我国译论发展过程划分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现代译论与传统译论一脉相承。玄奘的“求真、喻俗”论及“五不翻”原则泽披后世，彰显着巨大的生命力，在现代视野下，既有古朴的忠实观，又有新颖的功能观，既强调存原文之原义，又注重译文之效果。“不翻”涉及到了文化层面的问题，虽未深究，却开启了洞悉之门。纵观玄奘一生，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理念、精深的知识、历史的继承、严谨的学风、优秀的团队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其成就事业的关键，也是我们追思先贤、以古益今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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