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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着手，对未来理论体系的构建、继承以及借鉴作出简要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自汉唐以来便开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众多优秀的翻译家总结、提炼了很多精辟的翻译理论，只有把这些理论和实践与西方的翻译理论结合起来，真正展现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从有翻译活动开始，人们就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种种翻译思想或方法，这些思想包括对翻译性质、原则的认识，翻译的技巧等等，几乎涉及了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为建立系统的现代翻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的佛经翻译，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当时许多优秀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东晋的释道安首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提出译文要贴切原文，是直译理论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认为佛经的翻译标准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求真就是要紧贴文本，忠实传达文本的原义，而喻俗则是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际上，从玄奘开始，中国的翻译理论已经提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把翻译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到了清朝末年，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标准成为了中国翻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中国译者对“信达雅”的讨论就从未终止过。“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当时的学者提出文字革命，倡导大家使用白话文，这股潮流也影响到了译界。胡适发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主张译文使用白话。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活动担负着引进新思想、创新中国古老文字的重要使命，严复提出的“雅”的标准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信与达仍然是非常贴切的翻译标准。三十年代初，译界开展了信与顺的辩论。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勿顺，毋拗而仅信”，鲁迅则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硬译。通过这些辩论，中国译界对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建国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涉及的译入语言种类更加丰富。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译界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化，许多翻译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傅雷提出翻译应求“神似而不是形似”，与此同时，钱钟书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在《林纾的翻译》（1963）一文中，钱钟书提到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在他看来，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傅雷、钱钟书两位大家之外，当时中国译界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还很多，有的认为“不妨采用欧化句法”，有人提出“形似，意似，神似”，有的认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心文理”。各种主张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逐渐步推向高潮。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西方著作被引入介绍进来，西方语言学的引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些建筑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上的西方翻译理论丰富了中国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吸收、融合与重建的阶段。
随着翻译研究的途径越来越多，现代翻译理论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翻译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而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观点、新方法。金缇与奈达合著的《论翻译》从语言和符号学角度分析了翻译的语言转换问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研究理论。有的从语用学角度，有的从文化交流角度，有的从美学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1989年，谭载喜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明确指出应该把“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文章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它主要是一门技术。……然而，把翻译当作研究对象的那门学问则应视为科学……”。翻译学是“由各种理论构成的知识体系，其任务是揭示翻译过程的客观规律，探求关于翻译问题的客观真理，给实际翻译工作提供行动指南”。自此，中国译者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翻译不仅仅是思想、学术、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对于翻译本身的研究应是自成体系，应该从系统、理论的高度来审视翻译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东汉开始，中国在近两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主要以指导实际的翻译实践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但是综观中国各时期的翻译研究，不难看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仍不完善，存在着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仅限于对翻译活动本身进行研究的问题。近些年来，译界加强了对西方译界理论的引用和介绍，如何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建立更加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加强：

（一）加强翻译理论的系统性研究

翻译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建造一个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即翻译学学科。翻译学可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两部分:“内篇(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原理、标准、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外篇(外部研究)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1998，《中国翻译》）。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应当具备客观性、全面性、系统性。对于翻译学的系统化研究，笔者相信将会是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趋势。

（二）加强翻译理论的继承性研究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和大量的翻译实践，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翻译理论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因而，现代的中国翻译理论应当包含本身的传统继承性。
在我国的很多译者的著述中，记录了不少精妙的翻译技巧。玄奘在翻译佛经时就娴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还原法等众多技巧，这些技巧在我们现今的翻译实践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何对于昔日灿烂文篇的翻译理论文献进行认真而系统的发掘和梳理，这将是摆在中国译界探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这些历史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赋予她新的时代内容，将这些理论和当代的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将其和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相互融合，笔者相信，这些理论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加强翻译理论的借鉴性研究

近些年来，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愈来愈多地得到重视，这些理论也被运用到了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来。奈达的《论翻译》、《语言与翻译》、《语言、文化与翻译》，英国纽马克的《翻译的理论与技巧》，加拿大凯利的《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史》，等书被一一引进进来，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但是，毕竟国外的翻译理论研究针对地更多是非汉语语言。我们必须看到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同，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和翻译既有着相同的地方，又存在着诧异。西方翻译理论立足于印安语系的语言转换，对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肯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汉藏语序的汉语和印安语系的转换，必然有着其特殊性。
因此，中国翻译研究应当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精华，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理论，兼蓄并收，多着眼于差异化研究，笔者相信，这将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参考文献】

[1]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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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 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7] Edwin Gentzler.《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