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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比较《莎士比亚故事集》的现代译本与20世纪初期的两个旧体译本在译名方面的差别，代写英语论文探讨第二次翻译高潮时期原著书名与汉译书名不对应的问题，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译名音译时被简化和汉化等问题，揭示在这种翻译现象背后目的语文化语境所起的作用，认为林纾等译者另拟新名的翻译策略是出于满足目的语文化的需求，而旧体译本在音译人名时率性而为的做法由于受到目的语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而被新译取代。
关键词：汉化；目的语文化；制约；专有名词；翻译；音译
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以来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翻译的西方著作主要是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当时翻译小说的数量竟是同时期创作小说的两倍。在大量外国作家、作品蜂拥进入中国翻译文化市场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严重的原书名与汉译书名不对应的问题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译名不规范的问题。鉴于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以及林纾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想以此为例，探讨20世纪初期《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书名及人名翻译，以及在这种翻译现象背后目的语文化语境所起的作用。
一、《莎士比亚故事集》的早期汉语译名
学者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包括介绍、翻译、演出和研究）经过了五个发展时期：1856—1920年，1921—1936年，1936—1948年，1949—1966年，1978至今［1］。
在莎士比亚作品译介的初期（1856-1920），莎士比亚的名字开始传入我国。中国读者接触的最早的莎氏作品，不是以其原貌——戏剧——的形式翻译过来的，而是以短篇故事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因为早期译者们所赖以翻译的原文，并非莎士比亚的原作，而是兰姆姐弟（Mary Lamb和Charles Lamb）的《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10个故事译本，命名为《外奇谈》，译者未署名。这是中国读者接触到的最早的莎剧故事。1904年，这本《莎士比亚故事集》被当时“不审西文”的翻译奇才林纾全部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把这本书归为“神怪小说”，书名为《吟边燕语》［2］。
林纾为什么为这部故事集取了这么一个古雅的译名呢？目前似乎还没有结论。笔者认为，文学素养深厚的林纾是从古诗词中撷取了“吟边”、“燕语”二词，以示其所译的莎氏故事之盎然的诗意和斐然的文采。
施蛰存曾对我国第二次翻译高潮期间的文学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当时“大部分翻译小说都没有原著者姓名，几乎全部小说都不交代原本的书名。译本的书名又不是原本书名的译语。译者总是追求典雅，另立新名。如《孤星泪》、《块肉余生述》之类，还可以比较揣测出本书的内容，至如《恨绮愁罗记》、《红礁画桨录》之类，则无从捉摸其内容性质了。这种以五字丽语标题书名的风气，林纾大约是始作俑者”［3］。这种为外国小说另取名字的做法，在林纾的译作中的确颇为普遍。他译了一本《鬼悟》，“未知原书名是什么”，又译了雨果的《九三年》，译本书名题作《双雄义死录》。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林纾译为《黑奴吁天录》（1901）；狄更斯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在林纾笔下更名为《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Ivanhoe，林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塞万提斯的Don Quixote，林译为《魔侠传》。为什么在第二次翻译高潮期间，包括林纾在内的广大译者普遍喜欢另拟新名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而采用了能引起读者感情共鸣的书名；二是译者希冀借巧妙的书名表达自己译书的隐衷，达到通过译述“保种救国”的翻译目的［4］。
二、《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故事题目翻译比较
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5］的现代译本，是由文坛大家萧乾、文洁若夫妇翻译的，这使我们得以通过不同译本的比较，更清楚地看出在中国翻译文化史上文化因素对翻译所起的作用。下面我们仅从莎剧故事标题的翻译，对两个旧体译本与现代萧乾译本做一比较：
两个旧体译本的题目从字数上讲是整齐划一的，《外奇谈》均为八字，《吟边燕语》均为两字，两位译者的这种题目设置是与其正文的文言文体色彩相一致的。在这两个译本出版时，文言文在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外奇谈》的题目令读者好似在看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有意营造一种亲切、熟悉之感，以期拉近中国读者与大洋彼岸的莎翁的心理空间距离，与原作产生一种良好的视域融合。可以说这位目前我们尚不知名的译者在莎翁故事的译名上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十个题目的构造方式也都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中用得极其普遍的。试比较其结构上乃至措辞上（加着重号词）的相似性：
“报大仇韩利德杀叔”与“报父仇曹操兴师”（《三国演义》第十回）
“怀妒心李安德弃妻”与“记微嫌舅兄欺弱女”（《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
“燕敦里借债约割肉”与“假李逵剪径劫单人”（《水浒》第四十三回）
“毕楚里驯服恶癖娘”与“尤三姐思嫁柳二郎”（《红楼梦》第六十五回）
“错中错···
埃国出奇闻”与“错里错以错劝哥哥”（《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计上计···
情妻偷戒指”与“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苦心救弟坚贞守操”与“蛇影杯弓颦卿绝粒”（《红楼梦》第八十九回）
“冒险寻失终谐伉俪”与“投鼠忌器宝玉瞒赃”（《红楼梦》第六十一回）
“武厉维错爱孪生女”与“黄狮精虚设钉耙宴”（《西游记》第八十九回）
“蒲鲁萨贪色背良朋”与“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六回）林纾译文的题目中除了“驯悍”是照原名翻译的以外，其余19个都是译者根据故事内容加以提炼后另拟的新名。林纾的译名，妙在他把原书的主旨高度浓缩、画龙点睛地译了出来，虽然有的不免失之偏颇，如“鬼诏”远不能反映《哈姆雷特》的核心主旨，“黑瞀”也只是突出了肤色因素而无法旁及导致奥瑟罗悲剧的其他因素，但是他的小说题目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对于当时视野还较狭窄的中国读者来说，“环证”至少比“辛白林”更多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期待视野：戒指为证；“仇金”也比“雅典的泰门”更能一语中的地告诉读者将会读到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故事。加之林纾的文言译笔简练生动，他的译文在当时颇吸引了一批读者。
三、故事人物的译名比较
我们不仅能看出两个旧体译本在题目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还能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译名表现出明显的汉化色彩。如《外奇谈》中的蒲鲁萨（Proteus）、燕敦里（Antonio）、武厉维（Olivia）、李安德（Leontes），读起来都有些类似中国人的名字。由于《外奇谈》译本已很难找到，笔者只对林纾的《吟边燕语》中的人物名称进行了统计研究，并与萧译本作了比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林纾在人名汉译时采取了大量的汉化和简化手段。调查结果显示：《吟边燕语》共译出人名161个，其中由两到三个汉字组成的达116个，占总数的72.0%；由四到五个汉字组成的名字仅有45个，只占28.0%。而在萧氏夫妇译本中共译出人名165个，由两到三个汉字组成的79个，占总数的47.9%；由四到六个汉字组成的名字有86个，占52.1%。可见，与萧氏夫妇尽量贴近原音的音译方法相比，林纾笔下的人物名称的音译是经过了不少简化处理的。
林纾译本在两三个汉字组成的人名中采用了汉语姓氏的有21个，共计人名40个，占34.5%。这个比例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例如凡是以Ma-开头的英文名字，林纾一律译成“马”，如马林娜（Marina）、马伯司（Macbeth）、马德夫（Macduff）等。而萧译本中共采用了15个汉语姓氏，计人名18个，占22.8%。这一比例也是低于林译的。可见，林纾的译本中有高达34.5%的音译外国人名是经过某种程度的汉化的。
在林纾译本中，对同一人名的前后译名并不一致，而不同人名却意外地有相同的译名。如Antonio被分别译成“安东尼”（《肉券》）、“安东昵”（《飓引》）等，Juliet被分别译成“尤里雅德”（《狱配》）、“周立叶”（《铸情》）。在萧译本中这两个名字则一律分别译作“安东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