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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代写英语论文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操纵

一、引言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跨越不同语言并跨越时空的知识与文化交流活动，是由人所从事并由人来推动的活动”（葛校琴，2006：13）。既然翻译是一种人为的活动，它就必将涉及到意识形态与译者这两个与“人”相关的问题。而传统译论只是将客体原文本和译文本进行一对一的比较来判定译文的忠实性，忽略了主体“人”，即译者，在翻译中的关键作用。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才逐渐显现，另一方面翻译学家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所形成的压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勒弗维尔（Lefevere）提出意识形态是影响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之一。此后，意识形态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真正深入探讨并使之成为现代译学的重要一环还是近年的事”（蒋骁华，2003：24）。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介绍了当前人们对意识形态及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选择的认识，重点是辩证地阐释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如何操纵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作用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从而对这三种关系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和客观的思考。
二、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
勒弗维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他提出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将它们视为比语言学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对翻译的制约因素。从某一层面来看，在勒弗维尔的“三要素”中，意识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翻译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影响和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勒弗维尔还认为，翻译文学的形象首先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认同的，有时是赞助人强加于他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的方法。因此，从意识主体的角度来看，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可分为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其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个人意识形态是由于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背景，所受教育，个人阅历等因素形成的；同时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受到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赞助人、政治力量和主流文化等的操控。另外，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动态的，它会随着译者的思想、阅历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的变化而变化。
在某个社会历史阶段，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致，而进入另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个人意识形态也许已不符合此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只是它比个人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个性差异弱些。所以，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对译者和其策略的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
三、译者主体性发挥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既然翻译是人为的活动，那么它的行为主体必定是人。在文学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既是审美主体又是一定意义上的创作主体”，“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间的联系纽带”。（葛校琴，2006：14）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读者阶段、“双者”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译者要作为读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目的地去解读原作者和及其作品，并选定自己要采取的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为下一阶段的翻译做好准备。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此时译者身兼“双者”使命，既是翻译者又是创作者，是主动性和受动性同时发挥的阶段。以目的性为主的主动性在这一阶段表现尤为明显。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的翻译都是因特定目的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标准，从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及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译法。
当然，除了翻译目的，译者发挥主体性时还会受到文化环境、思维方式、语言差异、个人能力等的影响。这时译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尽量避免差异，主动采取适当策略进行补偿，也可能会采取误译、漏译、删改等具体翻译方法来应对。总之，正如翻译理论家吉里•列维（Jiri Levy）在《翻译是个做决定的过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活动包括一系列步骤，每个步骤都会涉及到一次选择，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Hermans，1999）
四、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操纵
1．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的操纵
前面已经提到，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可分为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两种。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要受到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赞助人）及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两种意识形态会左右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整个过程，只是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时主要受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斗争后的“胜出方”操纵，或是受二者妥协后的结果的操纵。当译者倾向于其中某种意识形态时，而使另一种意识形态趋于附属地位。但居附属地位的意识形态并非不再起作用，而是它的作用已经被译者有意识压制，但译者会有意或无意中通过翻译活动将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影响给予显性地表现出来。
具体来说，当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作为“胜出方”时，说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影响不大，译者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相关翻译策略，此时翻译策略显性于个人意识，隐性于社会意识。当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胜出方”时，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既可能与之保持一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策略的选择比较容易，而且更易被当时社会和广泛读者接纳；也可能与之完全相反，即译者个人意识与主流意识不相符，这时译者要么完全服从社会主流意识，要么会做出一些“反操纵”行为来调解二者的矛盾，最终达成彼此的妥协，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不同意识形态操纵下，译者发挥主体性进行抉择的一个过程，其结果反映在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2．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
法国译学家贝尔曼（Berman）曾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选择的。“意识形态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前期准备阶段，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还是在操作阶段，包括句法、语篇等的翻译方法的采用都表现出了译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或操控。当译者作为读者的阶段，译者可能尽量理解吃透原文或受思想预设的影响对原文产生误读以致误译；而当译者作为作者的阶段，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可能尽量接近原文或出于某种意识故意改写、增减或歪曲原文等，以求符合当时译者认定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所以，译者的意识形态既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同时也存在着个体差异，译者有自己的文化意识以及对社会意识的主观定位。正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所言，译者是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翻译主体，译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追求。这就决定了不同的译者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相同的译者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即“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王东风，2003：17）
3．实例分析
这里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首先以《水浒传》的两个译者赛珍珠和沙博理为例。赛珍珠和沙博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译著，但两译著完成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所以二者在翻译《水浒传》时，其措辞、手法及风格，尤其是在小说书名的翻译上表现出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赛珍珠在译本序言中写道“我翻译此时是尽力逐字逐句地译出，……英文书名自然不是中文小说名字的意思……因此，我专断地选择了孔夫子的一段名言作为英译本的书名，此书名的含义的广度和深度，都符合水浒山寨里这伙正义强盗所具有的精神。”（王丽娜，1988：62）从这段话语中可以看出赛珍珠的翻译倾向于受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她将书名译为“All Men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