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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恋是种古老的心理现象。“自恋”（narcissism）一词源自古希腊关于水仙花的神话，后来被引入精神分析学，与自负和自赏联系起来。弗洛伊德（Freud，2003：3-4）的《自恋导论》解释了个体自恋的成因，即力比多既可以向主体自身投注，又可以向外部投注，前者远远超出后者时形成自恋，婴幼儿期的自恋具有自我保护功能，主体发展后力比多向外投注，受阻时将再次折回自我，形成病理性自恋。受其影响，拉康（Lacan，2002）提出，婴儿镜像阶段的自恋式认同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十分重要。弗洛姆（1989 ：689）提出集体自恋的概念，认为“种族生存的生物学利益要求种族成员间的一定程度的自恋”。如今集体自恋已成为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描述群体内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在情感上不现实地相信自己伟大且无与伦比。……集体自恋是种夸张而不稳定的集体自尊，……是群体而非个体自我的理想化”（de Zavala et al.，2009 ：1074）。译者作为社会和集体的成员，文化身份复杂，其集体自恋可表现为性别、种族、民族、阶层、职业、宗教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间可以相互交织和转化，翻译由此成为被多元话语决定的行为。由于翻译往往被定性为语言和文化间的转换，译者的集体自恋常常被理解为文化自恋或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种族或民族间文化交往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二、西方集体自恋的历史积淀

集体自恋的成因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氏族部落以图腾为精神符号来区分彼此，逐渐形成以图腾证明自身强大的心理。到了19 世纪浪漫主义阶段，欧洲民族意识高涨，纷纷通过神话表现本民族血统的高贵和文化的优越，如尼采以金发野兽象征雅利安民族的自由和勇武，以此批判犹太人。宗教中的选民意识是集体自恋的又一根源。每个宗教团体都自诩为神的选民，是知识和真理的占有者，他们的宗教才是救赎人类的希望，这种信念很容易导致对其他宗教团体的轻视。宗教自恋是《圣经》被频繁翻译成多种语言的重要原因。向来标榜追求客观真理的西方科学界在19 世纪也试图论证环境与种族等级论的必然联系，从体貌上证明白色人种的优越。英语翻译论文著名科学家 Georges Cuvier 宣称精神的完美与脸相的俊美关系密切，受过教化的欧洲白种人不仅脸相，天赋、勇气和行为也远胜于颅骨下压的劣等种族（Baker，2006 ：11）。黑格尔（1999）的历史哲学和泰勒（1992）描述的文明的理性化进程为西方的集体自恋提供了哲学和人类学的依据。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即精神的提升过程，分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四个地域和民族，各阶段的人对自由的意识程度不同，亚洲是世界史的起点，而日尔曼世界成熟、有活力，人类的精神历程在此止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产物，非洲和拉丁美洲被他列入“非世界历史民族”。泰勒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提供了人类学的翻版。他遵循单线进化论，按照西方的理性标准将人类文明的理性进程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转化是艺术和知识的进步，欧美国家位于文明的高端，而远离西方文明中心的土著部落缺乏理性，处于蒙昧阶段，故人类历史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迈进。这些历史目的论和文明等级观都怀揣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对非西方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傲慢与偏见，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

三、集体自恋的非历史化和本质主义翻译模式

黑格尔的精神进化史和泰勒的文明线形序列表展现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对立，“这种空间的对立实际上成了一种道德、种族和政治的隐喻”（刘晓春，2006 ：82），并典型地表现在西方的民族志书写中。人类学认为，民族志专家向西方读者描述遥远部落的成员如何思考也是个翻译问题（Niranjana，1992 ：69），这大大拓宽了翻译的概念范围。西方民族志专家集体无意识中的自恋情结和传统的对立思维模式使得他们在翻译非西方文化时形成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西方 / 东方、殖民 / 被殖民、中心 / 边缘、现代 / 原始、文明 /野蛮、教化 /自然、启蒙 / 无知、自我 / 他者、男性 / 女性、逻辑 / 修辞、伦理 / 欲望等，这些对立意识导致宗主国翻译殖民地文本时的一系列文化霸权行径。1 以非历史化的方式翻译殖民地文化信奉文明进化史观的民族志专家否认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的同时共代性（coevalness）。他们将非西方世界定位于文明阶段之前，认为在被殖民之前传唱稗史民歌的非洲部落尚处于蒙昧阶段，东方国家则遭受野蛮的专制统治，只有在受到西方启蒙理性的洗礼后他们才有了真正的文明史。由于民族志的整体性写作范式强调现代而非原始，强调历史的效果决定史实性，宗主国编史时常对殖民之前的土著民族实行非历史化叙事，以西方的殖民史取代地方史，这种自恋姿态沿袭至今。在某些西方译者看来，书写是比口传更高级的文明传承形态。《教科文组织信使》曾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出版墨西哥的民族史，其英文版多处表现出对口传文化的轻视，比如将“古墨西哥人”译为“印第安人”，“智者”译为“预言师”，“证言”译为“笔头记录”（Venuti，1998 ：2）。这种带着自恋姿态的改写抹杀了口传文化在人类翻译活动中的历史贡献。2 推行本质主义，抹杀殖民地文化特性西方译者独断地认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常以自我为中心将东方他者同化为自己期待的陈规形象，抹平源语文本中风俗、习惯、信仰的褶皱，将殖民地文化翻译成同质的现代文本。比如，西方译者在译印度湿婆派诗歌时面对英语和埃纳德语内在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往往对后者的异质性进行同质化处理，有意将湿婆派诗歌同化到基督教或后浪漫主义的新批评派话语，使得原文朝着英国和犹太– 基督教传统靠拢，造成土著人接受殖民者的普世主义构想，皈依基督教，或变身为现代派的假象（Niranjana，1992 ：180）。3 将单一的负面形象投射到东方他者为凸显自身的高大和文化优越性，殖民地的文化身份与形象成为宗主国想象、操控和建构的产物，“对东方的刻板化就成了白人的评判标准”（刘建喜，2011：70）。比如，东方学家通过史书和译作等为西方建构了印度人怯懦、虚伪、狡诈、堕落、背叛宗教、安于被奴役的经典形象，被西方征服是其宿命，接受英语教育和皈依基督教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自恋的宗主国译者极力赋予被殖民者非理性、反复无常、嫉妒等女性化特征，以反衬欧美宗主国理性、坚定、豁达的阳刚之气。18 世纪初的西方译者在翻译东方文学时，为迎合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心理期待，特意选择展现东方文化阴暗面的作品，采用铺陈的比喻和夸张的表达，以塑造一种浮华造作的东方文学情调，将东方构建为野蛮、有缺陷的他者（蒋骁华，2010）。对殖民地文化的这些时空置换使得被殖民者成为“被翻译的人”（translatedmen）而非原初的人（original men），这种翻译凝聚了殖民者的自恋情结与权力欲望，迎合了西方读者对未知民族的猎奇心理，也带给他们征服的快感与文化优越意识。在殖民者眼中，这些既无历史又形象丑陋的民族自然没有翻译资格，唯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翻译非西方文本的任务。东方学家William Jones 公开宣称，印度本地人的忠诚不可靠，雇佣他们做翻译是极度冒险的，他立志通过翻译净化印度的法律、艺术和哲学。菲兹杰拉德曾怀疑波斯人的诗歌水平，认为他们需要一点艺术灌溉，因此在翻译《鲁拜集》时恣意改写。在剥夺被殖民者的翻译资格后，欧美人类学家、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和东方学家俨然成为其代理人，他们的翻译跨越了哲学、编史、语言学、教育、民族志、游记、神学和文学翻译等话语，构成了一个关于东方形象的互文网络。随着宗主国的语言被引入殖民地的高等教育，这一网络所描述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与历史以欧洲语言为载体，成为殖民地知识阶层唯一可以获得的文本，并通过学校、教会、媒体等机构的推动在殖民地不断流通和重复，获得了事实的地位，强加于被殖民者的意识，最终积淀为殖民地和宗主国共同的民间记忆。这种无意识的积淀过程可以形成一种神秘的生物主义或意识形态身体学（Robinson，2007 ：108）。在此过程中，殖民主体的建构被多元话语决定，而且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征服和权力被合法化，翻译凭借“符号的暴力”成为一种与国家强制机器同等有效的殖民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