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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女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西方世界的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开始尝试运用女性主义观点审视原作，在自己的译文中颠覆原作中歧视女性的内容，探讨如何在翻译先锋派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时创造性地再现原作。与此同时，《圣经》译者与学者们也在女性主义运动所营造的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改写、翻译这一基督教经典。这样的翻译实践催生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大量对女性译者和作者的研究。这些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最终产生了专论性别与翻译的著作，如 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的Re-belleetinfidèle:latraductioncommepratiquede réécriture au féminin（The Body Bilingual: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1991），Sherry Simon 的 Gender in Translation: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Cultural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1996）及 Luise von Flotow 的 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1997）。这 20年间的女性主义运动还成就了许多翻译项目，如翻译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文学史、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等。所有这些都建构了翻译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各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性别这一概念开始植入这些学科之中。而需要指出的是，此间研究者所探讨的话题无一不围绕女性这一群体，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与理论始终都将性别研究限于女性。近年来，随着酷儿理论①的出现，西方的性别研究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女性，而是开始转向同性恋促进社会或政治变革的运动，性别理论从而开始摒弃传统的性别二分法。性别研究的这一新转向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翻译实践与理论中（Harvey，1998 ；Harvey，2000 ；Harvey, 2003 ；Larkosh，2007）。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性别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性别研究的范式转向直接影响到翻译研究。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

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指的是受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女性激进主义影响的研究。它反映了这样一种传统假设，即在任何文化和社会中，人可以被分成男性与女性。由于这一区分，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对待是不同的，女性往往处于从属地位，被视为父权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少数群体。在这一范式里，性别身份是较为固定的，但这种性别身份可以逾越，也可以颠覆，相关研究基本上都属于修正派（revisionist）。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酷儿理论、同性恋研究、性别身份以及性别是个体的选择等思想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性别研究的第一范式。人们开始关注性别的不稳定性，性取向的多元化以及性别、阶级的划分，种族、民族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很难区分一个人的性别是男是女，或者说这种划分本身就是不明智的、毫无意义的。性别的不稳定性引发了理念的改变，形成了性别研究的第二范式。在这一范式中，将性别视为男女两性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性别问题开始转向同性恋研究。目前这一范式仍在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认为性别是一种话语行为，性别具有偶然性和表演性等（Butler，1990，1993）。von Flotow 认为，与性别研究的两大范式相对应，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范式：一是性别与翻译或女性与翻译范式，二是表演范式。第一范式指的是 20 世纪 60到 80 年代“针对性别角色的绝对固定性而产生的对译本以及其性别角色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这种性别角色意识的挑战因素是妇女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促进派。在翻译中，通过刻意的遣词造句，纠正妇女备受歧视的语言现象。第二范式则是对 90 年代以后同性恋文本翻译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由于性别角色倾向的多样性，产生了对这类作品的翻译和翻译分析，出现翻译同性恋作品的译作。”（陈琳，2004 ：70）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英语语言与语言学副教授José Santaemilia与von Flotow的观点一致，只是所使用的术语不甚相同。他也认为性别研究的两个范式影响到性别与翻译的研究，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两个范式。他将性别研究的两个范式分别称为本质论（essentialist）与建构论（constructionist）。Santaemilia（2011：58-59）认为，这种范式的转变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强调社会生活的话语以及文本特质。本质论将女性作为整体来对待，关注的是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少数群体，通常会受到各种偏见的影响。性别被理解为由社会强加的一套特征与行为，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男性 / 女性、支配 / 被支配等。这一范式主张关注女性共通的特征，根本目标是在语言中突出女性的可见性。建构论受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关注性别以及性别身份是如何在不断的协商与修改过程中被社会和话语建构的。von Flotow（2007 ：104）认为，性别研究的两大范式对翻译的挑战及采取的翻译策略与解决方案十分相似。首先，性别研究的两大范式都是建立在身份形成与群体关系基础上，接受亦或拒绝这种身份认同取决于译者；其次，两大范式都是建构性的，将性别身份或者视为自幼建构起来的，或者视为成年以后有意建构的。性别研究的两大范式都反映在语言中，而且不论原文还是译文都可以唤起、展示、激活、压制或是抹杀这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政治或意识形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两大范式中，译文生产者（译者、出版商、编辑）都会凸显自己的有意干预，选择那些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致的作者或文本进行翻译，或进行有意的干预，使文本满足自己的需要。两大范式都同样警告人们不要抹杀差异，将不稳定或不自信的身份变成稳定的身份。当今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性别研究第一范式基础上的，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代表人物有 Barbara Godard，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Sherry Simon，Luise von Flotow，Lor i Chamberlai n，Ka r i n Lit t au，Gayat r iSpivak，Christine Delphy，Beverley Allen 等。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译介大多停留在第一范式的研究成果上，对第二范式的介绍也只是简单提及。

三、表演范式与翻译研究

1 早期研究Carol Maier 是最早将性别的不稳定性和翻译研究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早在1984 年，她就在 Translation Review上撰文Translation as Performance: Three Notes 提出翻译是表演的观点（Federici，2011：12）。Maier和 Massardier-Kenney 的文章 Gender in/andLiterary Translation（收录在 1996 年 M. GaddisRose 编辑的 Translation Horizons: Beyond theBoundaries of Translation Spectrum）中已经谈到翻译很适合揭示性别的不稳定性（vonFlotow，2007 ：101）。1989 年，Susan Knutson，Barbara Godard，Kathy Mezei 等西方知名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专家、翻译工作者在 Tessera 上撰文首次提出翻译是 transformance 这一说法（von Flotow，2011 ：8）。她们关注的是不同的译者如何对待和理解同一原文。她们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实验性地翻译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话语（以及译者、译文）可以变得非常灵活，富于创新，暗示译者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在译文中彰显或重写自己的性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