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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没有专事农作的农民。在乌托邦，没有专职农民，人们都住在城市，轮流下乡从事两年的农业生产，以解决全社会的粮食、燃料、肉类、蛋品、饲料等供应问题，两年期满后，仍回城市继续再搞原来的手工业，有人觉得农村有兴趣，也可以多住几年。乌托邦的每个公民都要求学会以农为业。在乌托邦，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7]。由于每天只劳动六小时，因而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他们学习文学、哲学、音乐、数学、农业、医药和科学技术等各种知识。乌托邦对于学习和科学研究卓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一个工人倘若在闲暇时热心做学问，勇猛精进，成绩卓著，那末，可以脱离自己的手艺，去专做学问”。[8]莫尔强调乌托邦居民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考虑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剥削阶级垄断科学文化的特权的有力抨击。乌托邦人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每人除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手工劳动。由于当时英国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因而莫尔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在这里，莫尔已经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以务农为乐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决不允许浪费。 4、乌托邦的土地农资均为公有。一是土地公有。乌托邦的土地均为全体公民所有，只有耕种的义务，没有占有的权利，“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所有与经营权能分离的思想。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但这些土地仍为全体居民公有。“如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从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两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对两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两方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10]可见，莫尔的土地公有，仍只是乌托邦城内的公有，对于不能与乌托邦人融合的民族的土地，仍存在着无偿占有。二是农具公有。乌托邦农村的全部生产性农具均为公有，随着城市不断分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进入而分配到各个家庭，也随着他们离开农村也将全部的农具交还给新来的劳动者。三是市场公有。乌托邦也有市场，但不用于产品的交易，而主要是用于生活所需。在全民公有的食品市场上，“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全部血腥污秽在城外专地经过流水冲洗掉，然后从这儿将由奴隶屠宰并洗涤过的牲畜躯体运出。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而且，他们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11] “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12] 5、乌托邦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的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也是消费单位。各家庭把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都交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共仓库领取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乌托邦人很自觉，谁也不会多领物资。在乌托邦，“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13]乌托邦实行的这种按“需”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但莫尔把组织好生产、产品的丰富和人们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实行按需分配的主要依据，这就使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以前的思想家们所提倡的那种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第二节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杰腊德·温斯坦莱（约1609—1652）是十七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杰出思想家。如果说十六世纪英国有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社会主义者莫尔的话，而十七世纪则有来自贫民社会的代表温斯坦莱。目前有关温斯坦莱生平资料很少，只能根据他本人的著作略有所知。他出生于兰开夏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学过生意，在伦敦经营过布匹买卖。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内战开始时，在伦敦中心区开过小店铺，因内战引起的经济危机而破产，后迁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靠替人放牧牛羊为生。1649年1月，温斯坦莱发表了《新的正义的法律》，提出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649年4月，他率领一群贫苦农民到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荒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派运动。作为掘地派运动的领袖，温斯坦莱留下的主要著作有：《新的正义的法律》（1649）、《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1649）和《自由法》（1651）。温斯坦莱领导的这场掘地派运动，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革命中，广大城乡贫民虽然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流血牺牲，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独吞。正如温斯坦莱所说，由于他们的自私的本性，不仅没有实现对人民的允诺，使英国的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反而使广大城乡贫民遭受更大的奴役和更加沉重的压迫。广大城乡贫民被迫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温斯坦莱在《给英国当局和全世界当局的宣言》中，申述了掘地派采取行动的理由。指出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象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只有使人民在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使英国成为一个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因而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得到了广大贫民的热烈响应，迅速扩展到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都，有的地方出现了千人组成的公社。尽管掘地派一再声明，“不是依靠刀剑和枪炮，而是依靠爱的精神”，“用爱来赢得他们的心”，但是克伦威尔政权还是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在掘地派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一年，即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了《以纲领形式叙述的自由法或恢复了的真正管理制度》（简称《自由法》）一书。《自由法》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是论证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是真正的自由共和国或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并对错误意见提出警告。第二章，批判了国王管理制度或君主制度，阐明了共和管理制度的一般概念。第三章，提出了共和管理制度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监督以及如何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设想。第四章，对自由共和国的各种公职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了共和国的管理系统。第五章，对生产、分配和学校教育等制度提出了设想。第六章，批判了旧的国王的法律，阐述了法的概念，并拟定了自由共和国的各种法律。《自由法》是温斯坦莱最成熟的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他在书中不仅继续捍卫掘地派关于土地自由的观点，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共和管理制度的方案。因而体现在《自由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他的共和管理制度立足于土地，来自于贫民，反映了贫民对土地的要求，强调的是贫民对土地占有与使用的自由。因此，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才能全面把握他的共和制度。 1、依靠统治者的恩惠来实现共和管理制度，并使贫民获得土地占有的自由。在《自由法》的正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