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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莫尔的农业乌托邦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莫尔不与时政合流的政治活动和对理想社会探求的科学态度，是那个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莫尔放弃显赫的政治地位，以死与英王抗争，如果不解读《乌托邦》所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无法找到答案；如果不分析《乌托邦》中的农业思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空想与科学的真正含义。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仅仅是借用了莫尔的“乌托邦”一词，认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著作，因而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都视作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进行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以人来划分空想与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也极大的妨碍了我们对四百多年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求实的分析。因此，当我们对莫尔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莫尔是一个空想者，也不使用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乌托邦》一书中。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译音，原出希腊文oo（无）和topos（处所），按希腊字的原意，“乌托邦”就是“没有的地方”。《乌托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未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的描写。《乌托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莫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理性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不仅仅是莫尔一人。《乌托邦》在当时欧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它的第二部分。它详尽地阐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包括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一切财产公有的经济制度；按需分配的劳动制度。莫尔在规划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同时，也为我们构画出一种全新形态的天国农业生活，我们称之为“农业乌托邦”。 1、乌托邦没有以农为业的农村。在莫尔看来，城市是乌托邦的政治中心。在乌托邦首都亚马乌罗提设有元老院，它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的三名年高而阅历深的人组成。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商讨全岛事务的分工，编造各城市的预算，调配各城市物质供应的过剩与不足。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因此，乌托邦的农村是临时的生产单位。它由若干个农场组成，备有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1]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将回到城市，因而这里不存在城市中的政治生活。乌托邦农村的人员是流动的，它由年长者进行管理。全体乌托邦“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2] 2、乌托邦实行有计划的农业。由于乌托邦不存在以农为业的农村，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每个城市和它的城郊究竟需要多少粮食，他们虽已估定，并且估定得正确，但他们却种了比需要更多的谷物，养了比需要更多的牲畜，这就可以把剩余的送给邻近的人民。”[3] “在元老会议上，一听说某处某种产品太多，某处某种产品奇缺，马上就在甲乙两地以盈济虚，调剂一下。乌托邦人彼此互通有无，毫不计较报酬。他们决不因为接济了某一城市，而对该城有所需要，相反地，他们一旦感到什么缺乏，也可以无补偿地从其他城市得到接济。这样，整个乌托邦岛就好像一个大家庭。”[4] 由于生产是有计划的，是直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产品不是商品，因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交换也就不存在，货币也随之而废除。莫尔指出：“农村里缺乏的必需用品，可以毫不费事地向当地政府申请后从城市领取，无须用物品交换”。[5]而对外贸易中保留的商品交换与货币也主要是为了进行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至于乌托邦所需的各项农产品一般由自己的农村生产。在乌托邦，不论农业或手工业的生产劳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也就铲除了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着的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因此，乌托邦人每天只要劳动六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把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组织共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这是莫尔的理想社会方案的中心点，也是他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莫尔以前，古希腊的一些社会思想家，原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异端“共产主义者”，也曾提出过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他们大都没有论及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而把公有理解为消费品的公有，或传布禁欲主义。莫尔是第一个具体描写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组织社会生产的人，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因此，“在乌托邦，人人精通法律。”[6]。乌托邦的法律是全体公民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乌托邦的计划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进入农村参加劳动的职责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饲养青年驰骋锻炼的良种马，饲养牛来耕犁及驮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