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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化并不可能背离上述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完全是一种外源性发展，换言之，在近代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近代之前西欧相类似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对于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使用英国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参照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二）英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适用于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换言之，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一两个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就可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种看法因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不能成立。因为英国经验最完满地体现了这些规律，因此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模式（即英国模式）也就是这些规律最好的具体化。在此意义上而言，英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确实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方面也同样适用。中国真正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后期，在江南最为成功。这个进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里不拟全面分析。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西方对江南等地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江南因此获得远比过去充足的煤铁供应，从而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约。同时西方还在江南建立了一个近代机器制造业，使江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这样一来，有力地改变了江南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比重过小的状况，从而使江南经济得以按照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发展，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因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再生产扩大的基本内容，在江南的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然而，虽然以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具有。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情况都与英国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就没有必要以英国模式作为主要参照了。英国模式的特殊性，近年来已得到欧洲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证实。其中雷格莱（EdwardAnthonyWrigley）表述得最为清楚，而且也最具深意。他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organic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energy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注解：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8年，115页。］。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不具备后一条件，因此也难以自行出现工业革命。近代早期西欧先进国家荷兰和法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注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19页。］。荷兰在17世纪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邻国输入。约翰·奈夫（JohnNef）指出：从国外进口煤，不仅使荷兰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使本国经济置于外国商业政策支配之下。这与荷兰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丧失其原来的领先地位有重大关系［注解：John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GordgeRoutledge and Sons Ltd（London），1932年，234页。］。法国在1763年以前，商业并不落后于英国（甚至还略为领先），1780年时铁产量3倍于英国。然而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年产煤约1000万吨，而法国却只产70万吨。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铁工业。1780年英国铁产量仅为法国的1／3，而到1840年却为法国的3倍以上。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煤不足是法国工业向需求有限并波动不定的奢侈品生产发展，而不能向英国那样在有着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方面大步前进，从而成为引起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注解：前引Nef书，126、234－237页；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282－283页。］。也正因为英国模式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查尔斯·蒂里（CharlesTilly）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预见到19世纪的近代工业化：“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注解：CharlesTilly，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Europe，1500－1900，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2页。］这种前景与其说与我们想象中的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情况相像，倒不如说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许多欧洲经济史学家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模式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他们所指出的主要原因却与马克思理论所表明的情况相一致。例如雷格莱认为以“有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注解：E。A。Wrigley，TheLimits to Growth：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Economists，收于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M。Winter，eds。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Intellectual Trad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9年。］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注解：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页。］。换言之，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因此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等明确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必然［注解：他主编出版的一本新著，书名就叫《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见GraemeDonald Snooks，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oge（London and NewYork），1994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如果从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