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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注解：斯密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密认为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马尔萨斯则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4－25页。］。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属于这种“斯密型成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这两点在明清江南表现十分明显。在前一方面，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注解：参阅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1期）、《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3期）。］。在后一方面，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这种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内市场内，而江南恰好正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这个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注解：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paper presented to the Eighth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Congress，Victoria，Canada，June 27,1999。］。　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注解：Angus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年，25、40页。贡德·弗朗克（Andrew GunderFrank）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见Andre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LosAngeles，Oxford），1998年，108－117页）。］。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说，江南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注解：参阅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编《交易圈日本工业化，1500－1900》，株式会社，1991年，22－49页。〖ZK）〗］。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注解：前引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这种由市场扩大推动的经济发展，并不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出现。琼斯（E。L。Jones）说欧洲人夺取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注解：E。L。Jones，The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cs and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Asia，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1年，84页。］。而英国又夺得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北美，这笔横财使得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是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且靠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注解：见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页。］。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7、9章。］。（三）江南出现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就必定不会走向近代工业化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因为制约江南扩大再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能源与材料的紧缺，因此如果能够大规模而且有保障地输入廉价煤铁，那么也并非没有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从清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缓解其能源与材料匮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与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区而言，清代中期山东的淄博煤矿所产煤炭中已有一部分远销到南方［注解：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卷，三联书店，1957年，156－157页。］。特别要指出的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贮藏量大，易于开采，而且位于海边，产品可通过较为廉价的海运到江南。河北开滦煤矿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开采［注解：全汉NFDF4：《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收于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香港），1972年。］，后来虽未有发展，但光绪初年以新法开采后，“所出煤斤极为精美，……价值又廉”［注解：张焘：《津门杂记》（收于《小方壶舆地丛钞》9帙），卷中“开平矿务局”条。］，大量运到上海供应江南制造局。辽宁本溪在乾隆时代已建成煤窑23座，所出生煤“价廉用省”，因此“运贩附近各处”［注解：引自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486页。］。近代江南所用的煤主要即来自以上地方。此外，东北的冶铁业，早在清初就已有一定规模［注解：田中宏己：《清朝兴隆满洲矿工业－－红夷NFDF5制作中心》，《史苑》34卷1号。］。而到乾隆时代，东北又开始使用焦烟煤来炼铁［注解：丁格兰（F。M。Tegenren）：《中国铁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