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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对英国模式做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二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相符还是相悖？依据上述对于英国模式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模式是否与明清中国的实际相符。这里我们选取江南地区为例来进行分析，原因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英国与江南曾分别是欧亚两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因此把英国模式与江南现实进行比较，自然很有意义。（一）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如前所述，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结构转变的最好例证。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初期，煤已与谷物、羊毛并列成为英国三大主要产品。而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据当时人说，英国铁生产按其重要性在各工业部门中已名列第二位［注解：前引Nef书，171页。应当强调的是，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半个世纪的1805年，英国钢铁工业的年净产值也仅与棉工业相同而略低于毛工业（见PhilisDean与W。A。Cole，British Economic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69年，223页）。因此18世纪前期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法国人梯奎（Ticquet）于工业革命前夕（1738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考察，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并说：“人们（特别是熟悉英国商业的人们）使我确信：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所雇用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同羊毛业同样多”［注解：前引Nef书，171、187、222页。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煤铁生产的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础［注解：诺拉斯干脆把工业革命定义为“所谓工业革命，其中包括六个相互关联的大变化和发展，即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铸铁业的革命、纺织机械的运用、化学工业的创造、煤炭工业的发达和交通手段的进步”（诺拉斯：《英国产业革命史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15页）。而在这六大变化与发展中，煤炭生产就占了两个，其余几个也以煤炭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维贝尔一再强调煤和铁在工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如果没有煤铁生产的发展，“这个制度会遭到什么，欧洲又会遭到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注解：M。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编标题及258－259页。］。煤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所以罗斯托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从而出现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注解：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41－42页。］。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注解：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并非“外国”的同义词，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经济发展对江南带来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的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明清江南经济是否能够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与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完全无关，正如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样。相反，说江南必定会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实际上却是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现实并不符合英国模式。（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注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是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注解：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9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因此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注解：参阅前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0－12页。］。由这种“斯密动力”所导致的经济成长也被称为“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 Growth）。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从理论上对这种“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做了总结。在这种成长中，经济总产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注解：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Could Answer，刊于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No。4。与此相对的是“广泛性成长”（extensive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前者是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则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工业化。］。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