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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印行，217页。］。这意味着冶铁业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北的鞍山、抚顺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这里的煤、铁19世纪末已开始用新法开采，在20世纪前半期成为东亚最大的煤、铁生产地。除了华北和东北沿海，长江中游也具有煤铁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汉口在乾隆时就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铁器制造中心之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汉阳凭借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矿藏，于1884年建成东亚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注解：到1910年，汉阳铁厂年产生铁近15万吨，钢材5万吨，钢轨及附件2.8万吨，相当于当年中国钢铁进口量的4／5。参阅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教学与研究》1987年3期。］。这些煤、铁矿藏的开发前景颇为光明，预示着江南通过水运大量输入煤、铁并非不现实。因此，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建立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注解：这种情况在英国就出现过。英国虽然盛产煤铁，但在18世纪末之前，由于尚未掌握炼焦技术，炼铁木炭又供不应求，所产之铁不敷所需；同时，炼铁技术落后，不能生产品质较高的条铁；因此英国不得不在少量出口生铁的同时，大量从瑞典和俄国进口条铁。因此芒图说：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金属加工业之所以保有生气，是“多亏输入瑞典或俄国的铁”（保罗·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223页）。波梁斯基更认为：“如果没有18世纪〔俄国〕乌拉尔的铁，英国工业革命本身就不可能发生。”（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380页）又，英国的煤矿多在北部与中部，而经济中心却在东南部，长久以来一直不得不大量海运煤南下，故有“海煤”之称。对于英国经济中心地区－－英格兰东南部来说，其经济近代化所需的煤是输入的。因此从外部输入煤铁以补充本国生产之不足，在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中就曾起过重要作用，从而也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说，扩大再生产需要重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地区分工体系内，并非每一个地区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在中国地区分工的体系内，随着东北、华北的进一步开发和南北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加强，江南确有可能获得扩大社会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从而实现由“发达的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不过，由于这个前景只能在中国主要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因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这种可能的前景即使能变成现实，也将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三　资本主义萌牙理论与英国模式在以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坚信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并且最终将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这个立论基础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然而，首先，以往所认为的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却并未经过验证。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其实只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可是，要是不去发现中国自身的特点，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其次，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的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英国模式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英国经验，而过去对英国经验的认识颇有偏差。在这些偏差中，最严重的是认为英国经验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这种历史必然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挑战。如果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对英国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当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再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从近年来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国模式所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相符［注解：例如迪安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是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的共同结果，而诺斯则强调工业革命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发展未出现突破（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必定会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此可见，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这种“唯生产关系”的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最后，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与近代同义）；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在他笔下，那种将西方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注解：以上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63－264页。］。如果说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对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概念体系上，仍然“完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注解：前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27、330－332页。］。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那么这项曾经风光无限的研究，也将无法摆脱僵化，在新世纪史学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冷落，逐渐为人忘记。这样的前景，将会令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无限怅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