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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关于《简述钱氏吴越国与日本交往的内容及其特点与意义》的文化交流论文资料库下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但日本国对此却持消极的态度,双方的交往主要通过民间进行,局限在经济、文化领域。研究表明,此间中日交流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从以前中国方面的单方输出、日本方面的积极接受,开始变为中日双方的双向交流。尽管此时日本的“逆输出”在质和量上都不足道,但这毕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也可称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转斩点。

关键词:吴越国;日本;交往;文化交流;研究

一、引　言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分裂动荡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尤其是黄河流域,朝廷更替不迭,人民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唯独地处两浙,建都杭州,国狭势弱的钱氏吴越国,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其统治者钱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纳士归宋”止,历三代五王,前后长达72年,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经济繁荣。究其缘由,与其历任统治者推行的“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有密切关系。即对北方“正统”的中原小朝廷,纳贡称臣;对内力求自保,既不发动对外战争,也坚决捍卫自己的疆土。除此外,吴越国还依靠其发达的海上交通,与契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地建立关系。吴越国大力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往来,既属于商业往来范围,更服从于基本国策这一战略大局。务实的外交政策,大大提高了吴越国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增加了财政收入,延长了钱氏政权的存在。近些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由于史籍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有关吴越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却起步较晚,专论少见。全面系统地探讨吴越国与日本交往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对于廓清五代十国时期中日关系的全貌,当有所裨益。

二、钱氏吴越国与日本交往概说

中日交往,始自远古,信使往还,屡见史册。古代中日之间的海路交通,从河姆渡文化和绳纹文化时代就已经开始①。隋唐时期,日本民族更不满足自然传播,而采取派遣使团、留学生和学问僧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①。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私人贸易日趋活跃。日本皇廷自仁明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后,日船绝迹中国,与唐朝的官方联系终止。但是,双方的经济上的交往并没有停顿,民间纯粹抱着贸易目的的唐商船,弥补了因遣唐使废止,导致中日朝贡贸易中断给日本贵族阶层带来的不便,继续给日益高涨的喜爱唐物之风的日本社会以物质补充。在巨大的国际贸易利润驱使下,唐商不断向日本进行贸易输出,不仅使日本社会所切望的珍货、特产源源而来,而且希望留学的僧侣们也用不着等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才得一遇的遣使入唐的机会,他们可以搭乘唐贾便船,很容易地往来于唐日之间。唐商船航日,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交通的日益方便与频繁②。据考证,自838年日本终止派送遣唐使到907年唐朝灭亡,约70年间,往来于唐日之间的船舶,“几乎全都是唐朝的商船”,他们大多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出发,东渡至肥前国值嘉岛(今五岛)博多津(今日本福冈市博多区)登岸入日,开展经营贸易③。五代十国时期,中日之间的交通继承前代唐日交通的余势,商船来往仍然频繁。现将此间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船舶列为图表。表中所举仅为文献可考者,实际上此外当还有往来。这一时期中国商船启航和返航的地点,学者们大多以为在吴越国沿海岸口④,具体地说是“在明州等杭州湾沿岸或长江口一带”⑤。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东南亚、西亚诸国一般到广州交易,非不得已不会舍近求远来明州。只有日本,由于肥前值嘉岛与明州相距仅609海里,成为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⑥。自唐朝开始。明州就一直是对外贸易大港,日本遣唐使曾三次从明州登岸入唐。https://www.51lunwen.org/culture/日本终止派送遣唐使后,中国商船也大多从明州港出发赴日开展经营贸易。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继承前代交通的余势,是十分可能的;况且,以后两宋,明州仍是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五代十国时代,明州一带属吴越国的辖区,所以这一时期的中日交往,具体地说就是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吴越国的商船从明州一带出发,横渡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多津港。返程仍循此航路。从航海技术上讲,吴越商船已懂得对季节风(古代称“信风”或“船棹风”)的利用。一般说来冬季季节风多为东北风,但在日本九州附近海面却是西北风;夏季季风多为西南风向。因此,吴越国商船通常在夏季(农历四月至七月)扬帆驶往日本,过了台风季节后的八、九月至次年三月返航。单程航行费时约3—7天。《本朝世纪》天庆八年(945)七月二十六日条中,记载了吴越船舶抵日的情况:“大唐吴越船舶来到肥前国松浦郡柏岛,计船一艘载重三十斛,乘人一百人。大唐吴越船六月四日到岸,牒请例速派人、续表船主出发时间出港抵达时间抵港搭乘者记事出典吴越人蒋承勋953年春夏间吴越953年日本吴越王钱弘遣使者蒋承勋抵日,献上书信及锦绮、珍宝等。《吴越史事编年》后周太福广顺三年条吴越人蒋承勋日本953年吴越日僧日延右大臣藤原师辅托蒋承勋带去答吴越王钱弘的复信。《吴越史事编年》后周太福广顺三年条吴越约955年日本日僧日延日延携带宝箧印塔归国。《旧五代史》卷242吴越人盛德言吴越947年七月日本博多港吴越王钱弘遣持礼使盛德言抵日并献上书信。《日本纪略》天德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条吴越959年正月日本吴越王钱弘复遣持礼使盛德言抵日,并上书信和图书多种。《日本纪略》天德三年正月十二日条日本960年吴越日僧转智转智为雕刻观世音像入华。《四朝闻见录》船,引路至鸿胪所。……另据(船主)蒋衮声称,于三月五日,始离其本国海岸。”①文中虽记大意,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吴越商船抵日的情景。船是农历三月五日离开吴越国港口的,一直到六月四日才来到日本。600多海里之短距离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蒋衮船出吴越国港口,正逢冬季节风,海舶进入大洋,无法借助风力前进,反而将海舶推往相反方向,故船主蒋衮还说途中“久(经)沧浪”②。由此足见,违背季节风航行之艰辛。吴越商船抵日后,先由大宰府报告京师,随即派府使、通事等前来查问来日的情由,责令提交搭乘人员名单、载货清单等,申报大宰府。吴越客商来日多带孔雀、羊等珍奇禽兽,献给日本朝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客商输入的商品不详,但可能与前代一样,以香药、锦绮等织物为主,而大宰府用府库所藏的砂金、水银、锡、绵、绢等物来与吴越客商交易货物。严禁私自交易。从交易得来的中国商品,送到京师供天皇御览后,交内藏寮收藏,供需要时进上,或卖给朝臣③。吴越客商在日期间,安顿在鸿胪馆,供给食宿,这是前代以来的旧例。商船在日本短则停留数月,长则可达3—4年。

三、吴越国与日本交往之特点

通观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与日本交往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特点。特点之一:吴越商船单向通航。从表中所举可见,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船舶往返日本共计18次,其中史书上明确写明为吴越船舶者有13次;但日本船只一艘也没有。日本僧人来华,也都搭乘中国船。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两国的政治因素密切关联。五代十国时,钱氏吴越国奉行“保境安民”基本国策,对内休兵乐业,对外大兴舟楫商贾之利,使海外贸易得以正常发展。相反,五代十国时正是日本醍醐天皇(898—930)至村上天皇(947—967)执政时期,实行“锁国政策”,对海外贸易采取消极态度,不准日本商船出海。正是这种不利的影响,才出现了吴越商船单向通航日本的奇特现象。单向通航制约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规模。这种局面到了12世纪中叶,随着日本武士执政的兴趣,一度停滞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日本商船开往中国日渐增多,互通贸易恢复①。特点之二:在官方的交往中,日本采取消极的外交姿态。这一时期中日双方交往大部分是纯商业往来,即使政府间的往来,也是通过船商进行的。在官方的交往中,日本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已不再像唐朝那种积极主动,一般是吴越国首先遣使者到日本,出于应酬,日本才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