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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年，开罗的伊本·卡尔敦法官最后一次修订他的著作《史通》(Book of Examples)的“导论”部分，《史通》是阿拉伯语世界有关诸文明历史及其特征的经典之作。两年之后的巴黎，诗人克里斯汀·德·皮桑最后一次润色其在法语文学中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女子之城》(Bookof the City of Ladies)，为从古至今当时的女性之非凡才能和成就作了辩护。虽然两位作者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都宣称其各自的论证具有普适性，但是在论述个体和事件方面，除了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物，两人的描述鲜有重合。克里斯汀笔下的女性大多居住于欧洲，而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叙利亚和北非之前，她们并非当地原住民———如3世纪古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女王季诺碧亚和4世纪亚历山大的殉教者圣·凯瑟琳。①卡尔敦赞扬了11世纪柏柏尔王后錾娜高超的政治手腕，还称许助产妇们的技能，但是其“导论”并未专门讨论女性，既没有称颂、描述，也不指责。②克里斯汀·德·皮桑尽管也涉猎政治哲学类著作，却不可能听说卡尔敦。

伊本·西纳(阿维森纳)和伊本·胡什(阿威罗伊)的一些医学和哲学著作在中世纪已经由阿拉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是伊本·卡尔敦的名字在欧洲出版物上出现要到16世纪中期，其著作被翻译则是在19世纪。尽管卡尔敦喜爱诗歌，乐知好学，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地中海北部的哲学正在兴盛”，但他还是没有听说过克里斯汀·德·皮桑，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听说，因为她的早期作品被传抄一定在卡尔敦死后不久。③皮桑的作品好像从来没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尽管我确定目前《女子之城》的法文、英文译本正在北非或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大学课堂上传授。两位的涉猎域、交际圈及读者群存在一条鸿沟，为什么当时我要把两者放在一起呢?他们不是天各一方么?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今天讨论会看似冲突的主题相关:历史曾被分解，但在全球化时代亦已整合。

祛中心化涉及历史学家的立场和主旨。袪中心化史家讲述过去的故事，并不仅仅从占世界一小部分的上层人物或有权势的精英阶层的视角出发，而是扩大他或她的社会、地理视野，引入多重声音。这方面有很多先例，不过我们只追溯二战以后的思潮。第一次社会思潮影响了历史书写，它的主要演员是工人或底层民众———奴仆、农奴、农民、工匠、商人、产业工人等等:法语中通常用“普通民众”概括，这也是我上个世纪50年代撰写博士论文时使用的术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受剥削和受压迫阶级”;上个世纪80年代印度社会史学派名之以“贱民阶层”。第二次社会思潮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妇女与社会性别问题进入学术前沿领域。一旦妇女成为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心权力组织的严苛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家事、族事的研究所削弱———亲密行为和支配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当混乱。甚至女性统治者与权力之间也呈矛盾状态。可以肯定，这种历史往往相关联:妇女史中有男性;农民史中有地主;工人史中有雇主。

不过即使在描述所有的党派，祛中心化历史学家也可以让社会底层及其活动和信仰带动整个历史叙述。他们往往可以凭借抵制、合作、技巧、即兴创作或运气，来影响事情的结果甚至改变其命运。袪中心化历史的全球性浪潮肇始于对工人和妇女研究的热衷所引发的诸问题，这也是20世纪晚期独立运动和后殖民运动提出的时代课题。研究奴隶制的美洲学者则坚持种族主义在奴隶历史境遇中的重要性，以及非洲与奴隶习俗、信仰的相关性。研究犹太和其他移民妇女的美国学者坚持这些群体的特殊经历。欧洲女权运动有着不同于北美的发展轨迹，难道我们不需要再探讨18世纪末早期女权主义的方方面面吗?同时，后殖民主义学者重新审视帝国扩张史。他们认为仅有下列描述是不够的:殖民政策或帝国主义国家，总督、士兵、移民和传教士的行为，他们对待征服地或殖民地人民的态度。

殖民地人民必须被赋予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包括他们面对欧洲人的反应、容忍、对抗、交换知识和物产，有时候亲近欧洲人，有时候又忽视他们而我行我素。学者们为那些据说是没有历史的人民阐明其历史，如布鲁斯·克里格运用考古学证据和民间故事来说明圣劳伦斯河流域易洛魁语系的温达人的历史。再如理查德·普莱斯对苏里南热带雨林的萨拉马卡·马戎地区过往历史保存者的探访。近年来，挪威的萨米史研究也已取得类似成就。④关于这一历史性事业，有两点清楚明确的告诫:一点由约翰内斯·费边于1983年提出，描述与非西方文化的邂逅，西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定不能简单草率地把非西方的历史视作自身历史的早期版本，粘入早期的历史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举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遇到的例子)，乌尔苏拉修道会修女和温达农家女在17世纪魁北克修会教堂的院子里相遇，应被视作“绝对同时，完全同期”。

第二点忠告来自迪佩什·查卡拉巴提2000年出版的著作《乡土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它所针对的读者既有其同胞———印度史家，也有西方史家。他认为历史思想往往把欧洲模式当做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世界上其他地区往往被形容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然而他坚信西方模式仅仅只是代表人类走到今天的其中一条途径。⑤消解中心的第二次全球性浪潮是新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兴起。这也可回溯到17世纪，但当前消解中心的形式则是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系列事件的回应:冷战的结束和跨国资本主义的传播、国际政治和宗教图景的重构、新的通讯技术以及气候、物种、资源形势的恶化。全球性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史书籍已经刊行，它强调时间中重大单位的历史，例如政治帝国或者商业网络以及不同民族和文化形态明显冲突的历史。在消费或预言活动的模式中，跨越业已扩张的地理范围的比较应运而生，动、植物被视作重要的历史角色，在历史叙述中获得一席之地。

可是，尽管新全球史观现代性具有多重性，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包括由实践者提出的问题———有关历史记事和类别划分是不是仍属西方的或欧洲中心论，在对文明、商业帝国和物种之间大范围相互作用的描述中，社会史和性别史的边缘部分是否被忽视?⑥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史”是不是描述过去唯一适合的形式?我以自身的研究心得阐释如何进行祛中心的范畴来和“地方故事的讲述”，这也许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普适的方式。1951年我第一次阅读克里斯汀·德·皮桑的《女子之城》，当时我还是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在一个创新型研讨班上，帕尔默·斯洛普教授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巴达萨尔·卡斯蒂利奥内所著《侍臣论》(TheCourtier)中的社会和性别角色，他向我推荐了该书。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克里斯汀·德·皮桑;实际上，我在史密斯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早期学习生涯中未曾讲解涉猎过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女性的作品。克里斯汀·德·皮桑对各行各业女性才能的辩护让我惊喜万分。经过对她的研究，我撰写了题为《一个女子职业文学家的原型:克里斯汀·德·皮桑》⑧的论文。但我并不打算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克里斯汀“地位崇高”，对我而言不够“祛中心”。我希望换一种研究新教改革的视角，不是通过神学家和王公贵族，而是通过工匠，特别是里昂印刷工人的眼睛，从而关注他们的争斗、唱赞美诗的街头游行以及印刷《圣经》时的喜悦。大约在同时，我阅读了伊本·卡尔敦《导论》的最新节选本，由贝鲁特的年轻教授查尔斯·伊萨维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⑨。我买这本书可能是因为我听说他比卡尔·马克思更早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而且得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伊本·卡尔敦把地理、经济、社会及国家融为一体的方式，以及他对社会组织和知识形式的分析都让我着迷。但是我从没想过要投身于研究伊本·卡尔敦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我把他和詹巴蒂斯塔·维柯、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视作重要思想家列在一起，在我的脑海中，他们就像在我正贪婪阅读的《观念史杂志》中并排而列。

只是在20年后，我才把妇女史作为我可以从中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二场所。是时，我已经描写过印刷工人和其他工匠、估算师、城市贫民和福利改革家。妇女在这些研究中有简短的出场，可还不是研究的中心。不过到1970年，我积极参加了多伦多大学的女权运动，并结识了吉尔·柯尔·康威———妇女研究的先行者。我逐步开始明白性别如何被认为同社会地位一样处于重要地位，比如在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