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酒令,就是饮酒的规程。它最初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礼序，称为“酒礼”，后来逐渐演变成劝酒和饮酒助兴、罚酒的一种手段。中国酒令名目繁杂，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类。据清代俞敦培著《酒令丛钞》记载，大体分为四大类，即“古令、雅令、通令、筹令”。《中国酒令大观》（麻国钧、麻叔云编著）则分为“：覆射猜拳类 68 种；口头文字类 348 种；骰子类128 种；骨（牙）牌类 38 种；筹子类 78 种；杂类 56 种等六大类，计 726 种。”[1]12笔者仅从每一个朝代时期具有与以前酒令特色不一样的酒令来描述，以便让读者知道酒令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演变成今天的形式，让读者知道每一个朝代酒令的礼节与方法内容，让读者知道每一个朝代是如何将当时的文化融入当时的酒令中，让读者对我国传统酒令文化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

一、春秋战国投壶酒令

关于投壶产生的原因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投壶是从射礼演化而来的，依据是《礼记·投壶》郑玄注“：投壶，射之细也。……且以乐宾，且以习容，且以讲艺也。投壶者，不能尽于射礼，而行其节也。”有的人认为它是从“大射”“、乡射”演化而来。依据是郑玄在《礼记》中记载“：射、投壶皆所以习武因为乐”；有的人认为投壶是从“燕射”演化而来的，依据是《周礼·春官·乐师》：“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2]119随着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主阶级的地位越来越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天天沉浸于喝酒娱乐之中，一些诸侯缺乏锻炼，慢慢地拉不开弓，上不了马，更不用说骑马射箭了，于是他们改射礼为投壶，在宴席中，以酒壶为“的”，用没有箭头的箭来象征“射”，这也为投壶成为酒令奠定了基础。依据是宋朝应墉提出“或病于不能射也，举席间之器以寓射节焉，制礼者因为之节文”。春秋战国时期的酒令投壶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宋代刘敞的《投壶义》中的描写来了解。文化交流《投壶义》云“：古者投壶之礼，主人以宾燕而后投壶也。燕礼之轻者也，轻则易，易则亵，亵则慢，酒之祸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恶其衰以慢也，为壶矢以节其礼，全其欢也。”[3]720文中讲了设行投壶之礼主要是恶其燕饮中的亵慢之举，避免酒祸，设投壶之礼以全其欢。投壶前后宾主各有一套刻板式的礼让之辞，并告诫观礼弟子：“不得大声语言；不得容貌不肃；不得正面向前；不得遥相谈话；如差错则罚酒。”[4]66

二、汉代酒令的发展演变


1.汉代出现了严格的酒令规则。觞政，即人们在饮酒过程中所要遵守的规则。“觞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魏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说苑·善说》内容是“：战国初期，魏文侯（前 445—前 396 年在位）有一次和大夫们聚宴,推举公乘不仁作为行酒令游戏时监督, 规则是‘饮不釂者, 浮以大白’,不过是要求,谁要是不能让杯底朝天, 就得再罚饮一大杯酒。”汉代的酒令出现了以下规则。如“：凡明知令当如此而故意违拗者，杖一百，徒一年；客有量小不能奉令，寄酒一门，甚为两便。每令官官苛责，逼人呕吐狼藉，未免多事；酒令严如军令，有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中节，使量大者无酒，量窄者苦酒。更有述令之人，终席贸之，皆严之不可为训者；主人不劝客，不选骰色。客人不脱略，不肯行令，俱属闷酒；凡于席上骂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该酒两杯而隐蔽，只隐一杯者，杖一百等。”[5]1032. 先秦时的投壶至汉代时有了很大改进。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人投壶，都希望矢中，不愿它弹出来。而郭舍人反其意而用之“，激矢令还，一矢百余还，谓之为骁”。投壶厉害之人被称为骁杰。郭舍人屡次为汉武帝投壶，并得到大量金帛赏赐。投壶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相当于一门杂技[6]64。

三、魏晋酒令发展演变

1.骰子开始出现在魏晋酒令中。骰子相□ 张洪安我国古代酒令游戏发展演变考释《红楼梦》中行酒令场面文，翻译书籍；第八年学习治国强政理论，翻译书籍。从八年学制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从第二年开始，翻译成为往后每个学年的教学重点。在外语考试中，中外互译也是分值最重的考核内容。这种以翻译课程为重点的英语教育极大促进了京师同文馆学生翻译能力的提升。很多学生经过几年的培养成为了教习译书的得力助手，其中有的学生在未毕业之前甚至就可以独立译书了。作为第一所政府创办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在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没有现成教科书使用，完全依靠师生们的译书才为后来积累了一大批实用性很强的教学资料和教学书籍。可见当时的课程设置除了为符合办学宗旨和目的之外，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也是大有益处的。3.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的教学方法。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主要采用西方 18 世纪晚期成型的将语法与翻译相结合的“语法———翻译教学法”。该教学法于 19 世纪中期左右传入中国。它的特点在于以语法教学为纲，以翻译为基本教学手段。它注重语法、翻译、作文的大量练习，强调英语书面表达的准确与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英语写与译方面的能力，适应了清政府当时对外交人才的需要。此外，京师同文馆还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除了日常学习和译书之外，学生还经常被要求参加外事活动，比如为政府官员担任翻译官，收发并翻译电文等等[3]107。1896 年，京师同文馆还选派了 32 名学生到英、法等国的大使馆见习，让学生在实践锻炼中结合课堂所学发展自己的外事活动能力。京师大学堂的英语教育为近代中国外交、科技等领域培养了一批既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又能说英语的复合人才。同时，它也适应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后来中国各类学校的英语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