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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体系的转型。　2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艾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1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了，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　3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而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23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二十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4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纪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对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地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　　5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艾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可以借助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割裂男女两性在环境史中的关系，必然会使环境女性研究再次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史需要既重视女性、又能融入整体环境史，既不淹没在整体中、又能平衡两性的新发展。另外，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母性主义，(Maternalism)即做为母亲所从事的孕育、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工作(Mother-work)也与环境主义密切相关。这两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妇女的生态母性主义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热点。 五、环境技术史的研究　环境技术史(history of Envirotech)主要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是由环境史和技术史交叉而成的。早在五十年代，美国的技术史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但只集中研究技术进步，忽视了技术的广泛社会影响。新社会史兴起后，技术史研究范围扩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零星地包含了环境的内容。L.马克斯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技术和美国的游牧理想》、M.费舍尔1967年出版的《荒野中的工作间：1830-1860年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化的回应》和J.F.卡森1967年出版的《机器之文明化：1776-1900年的技术和美国共和价值》，虽然都没详细论及技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却给后辈学者评估技术的环境影响开辟了道路。1975年，T.P.休斯在《对美国技术的态度正在变化》中强调，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的关注，先前把技术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进步力量的积极观点已转向对技术的蔑视，认为它并未创造一个完全有利的人工世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受时尚的影响，对技术充满偏见和批判。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1971年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都认为技术应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负责。环境史和技术史在接近，但由于都是对技术进行批判而不能真正融合，即双方在批判中接近，但又保持着张力。当美国经过战后的繁荣走向消费社会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质量。技术史适应时代需要，利用自己特有的专业技术和洞察力，开始严肃地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史也逐渐削弱了“倡议史学”的实用色彩，科学地看待技术进步在环境破坏和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史学家A.麦可埃沃指出：“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也是把人在自然中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对技术的研究应该服从生态分析。”28D.沃斯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而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史的基本主题。29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委托，美国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科学史学会1991年联合举行会议讨论学科的开放问题，还邀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专门讨论了技术与环境的问题。此后，这两个学会相继在自己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组织关于历史上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1992年，阿克隆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与环境系列丛书。1994年《环境史评论》刊出了“技术、污染和环境”专辑，内容包括化工业、饮料业和金属工业的污染以及环境卫生工程和工业健康卫生学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城市史杂志》也特别集中探讨了技术和环境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97年7月《技术与文化》杂志发表五篇文章，从工业、输电对景观、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方面探讨了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同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技术和环境史委员会”，规划了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1999年《商业史评论》邀请环境技术史家C.M.罗森和C.C.塞勒斯编辑了“商业与环境”专辑，主要内容是从生态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公司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技术和环境”问题关系密切。这一新兴分支学科不但吸引了知名历史学家的参与，更多地是激起了一些博士候选人的研究兴趣，纷纷以环境技术史为论文选题。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把写作计划迅速调整到这方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