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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自60年代末
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其主要学术思想见诸于该学科创始人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В.Г.Косто-маров的两部代表著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икуль-тура.М., 1973,1976,1983,1990)和《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теорияслова.М.,1980)。语言国情学的建立和发展在促进对外俄语教学(РКИ)和推动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当代俄罗斯对语言国情学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的政治动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引发了人们对事物、现象的重新思考和认识。俄罗斯语言学界和对外俄语教学界对语言国情学的反思愈加深入,对该学科的一些基本观点、方法提出质疑和批判,现归纳如下:
1.关于语言国情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语言国情学建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之一即“讲授俄语和学习苏联在经济、科学、文化领域的成就是同步进行、密不可分的”,“培养学生对苏联的正面认识是语言国情学的基本原则之一”(Вереща-гин,Костомаров1983:4-12)。这种出发点使得语言国情学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偏离了语言教学的真正目的,成为宣传苏联生活方式的工具。
2.关于语言国情学与国情学的划分问题
语言国情学在理论上划清了与国情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的界限,认为这两门学科的材料与内容具有同一性,但是语言国情学运用的是语文学方法论,而国情学运用的是普通国情学方法论。语言学家和教学法专家从事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而国情学是从事社会科学的专家研究的(Верещагин,Костомаров1983:40)。一些学者反对维氏、科氏将语言国情学和国情学进行硬性划分的做法,认为这种划分在对外俄语教学的实际运作中意义不大,而且这会导致把文化仅仅看做是解释语言单位的背景,而不是当作一个体系来看待。在对外俄语教学中应当坚持语言国情学、国情学、文化学三位一体的原则,因为仅有语言学和语言国情学的知识并不足以保证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Гудков2000:27)。
3.关于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掌握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种文化。这一思想在1983年版的《语言与文化》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但针对语言自身的文化性进行专门研究却没有受到语言国情学创始人的重视。该学科自创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以词汇背景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事实上,和语言单位的内容平面一样,其表达平面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吴国华,彭文钊2000:205)。早在1984年,Г.Д.Томахин博士就指出,语言国情学应当是一门语文科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含有某一民族文化现实的语言单位,它的任务是利用文化知识更加完整地揭示词义和在交际活动中提供相应的知识准备,表达民族文化及民族生存环境鲜明的民族特征(Томахин1984:9)。
4.关于文化迁移问题
文化迁移(аккультурация)是语言国情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在一种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去掌握另一种民族文化的实质性事物、规范和价值观”(Верещагин,Костомаров1983:11)。维氏和科氏把文化迁移看作是对外俄语教学的重要任务。实际上,接触异文化的过程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侨居异国的移民所经历的文化再接受和再次社会化过程,其间现有关系、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会发生重大转换。第二种是有异文化背景的人(инофон)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的过程,有异文化背景的人原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不会发生重大转换。而对外俄语教学中的异文化接触当属第二种类型,因此,它不应该以把外国人变成俄罗斯人,使其完全接受俄罗斯文化作为教学目的。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Гудков2000:26)。实际上,跨文化、跨语言接触可以表现为直接交往、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不同类型(Прохоров1997:107-115)。
5.关于背景知识问题
语言国情学理论认为,词由词位和义位两个部分组成,分别对应词的形式和词的内容。义位包括若干义素,其中直接参加事物分类的义素称为概念义素,其总和为概念;与事物分类无直接关系的义素被称为背景义素,其总和为词汇背景。思维只有在语言形式中才能实现。知识转换为非语言的(概念和背景)义素存储于个人的语言意识中(Верещагин,Костомаров1983:103)。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质疑,指出,既然背景知识或词汇背景属于意识的非语言层次,而词汇意义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意识的语言层次,那么,将背景知识“强加于”词汇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为背景知识存在于非语言形式中,即逻辑预设和蕴涵关系中,不存在于词汇和词组的义素中(Этнопсихология1988:19-34)。
6.如何解释俄罗斯文化现象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语言国情学在解释俄罗斯文化现象时过于追求其“客观”内容,而没有充分重视:1)俄罗斯人民族文化意识中对本民族文化事物、现象的评价、态度和认识;2)俄罗斯民族与其它民族对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态度、理解和认识;3)不同民族认识上的不同在语言中的体现(Гудков2000:28)。例如:一位认真阅读过И.Гончаров的小说《Обломов》的外国读者能够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全面的了解,但他未必清楚,当俄罗斯人称某人是Обломов时所指的内容为何?是“规矩”、“意志薄弱”、“敏感”、“易受伤害”,还是其它什么特征。而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即便他不曾读过这部作品)都清楚,这是指懒惰。再如,俄罗斯人、蒙古人和中国人对待同一人物成吉思汗的评价和态度各有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实际上,存在于民族文化意识中的观点和看法常常与在百科或专业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有一定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外语教学中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新进展
进入90年代,语言国情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解决语言国情学出路和发展方向已刻不容缓。对语言国情学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探讨,促使语言国情学不断澄清谬误、走向成熟,推动了该学科的建设、完善与发展。
90年代,语言国情学的创始人之一В.Г.Косто-маров先后发表了《Кактекстыстановятсяпрецедент-ными》(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1994)、《Единицы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ы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какпредметописанияиусвоения》(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1999)、《Русскийязыквсовременномдиалоге》(Костомаров1999)、《Cтарыемехиимолодоевино》(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2000)等文章。其中,既有对过去的某些学术观点的更正,也有对语言国情学发展方向的新思考。В.Г.Костомаров指出,文化间的对话(即指跨文化交流)是平等的,外语教学实际上是教授交际,教授文化间对话的基础。他纠正了语言国情学中的文化迁移概念,重新确定了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即要重视人的因素,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与文化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语言—X—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寻找连接语言与文化的现实的、可感知的物质单位X成为包括语言国情学在内的当代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共同特点。
在寻找语言与文化的中间单位过程中,В.Г.Ко-стомаров和Н.Д.Бурвикова提出了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和言语行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