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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住民自治政府的困境:
     制度构建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背离我们知道 ,任何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成功运行都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其内容和精神(let ter andspirit)的理解与接受 ,也依赖于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与此相关联的政治行为传统。比如 ,以个体自由、平等参与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不大容易接受专制政权的统治 ,而威权的等级社会的文化传统也很不容易接受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概念。因此 ,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构建互相影响。在多民族国家里 ,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 ,因为存在着主导文化与亚文化、国家认同与亚集体认同的矛盾冲突。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移民社会的政治文化中 ,这样的认同矛盾冲突不仅存在于魁北克 ,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里 ,还存在于加拿大其他少数民族里。 ① 自从加拿大政府在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以来 ,特别是权利与自由宪章进入联邦宪法以后 ,在亚集体的认同被鼓励的情况下 ,形成了在政治文化问题上的新景观。虽然加拿大社会内主导的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没有被放弃 ,但也处于防御状态。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 , “非领土/超领土集团” 的政治上的崛起和与此相连的亚集体认同(如妇女、原住民、少数民族)在加拿大现存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亚集体、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划出了新的竞争领地。 ② 但与此同时 ,加拿大的政治权力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亚集体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并没有改变权力中心的力量分配。我们知道 ,政治文化对制度建设的制约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权力系统的运作来完成的。比如根深蒂固的对非领土性质的亚集体的保留或排斥的态度是植根于加拿大主导政治文化中的 ,而且沁入了政治权力结构内部。毫无疑问 ,加拿大现在主导的政治力量仍然是处在以欧洲移民为中心的情况下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魁北克分离势力对居住在魁北克北部的原住民的态度 ,特别是当原住民团体表示反对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时 ,魁北克独立势力并不承认原住民在魁北克(无论是加拿大的一个省或是独立的国家)有行使自己主权的权利。由此可见 ,就连强势的亚文化和弱势的亚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在我们看来 ,原住民自治政府无论是作为一个制度构建还是显示为一种亚集体的政治文化认同 ,对加拿大的欧洲传统主导政治文化来说都是一种有独特意义的挑战。
    一般认为加拿大的主导政治文化有以下特点:强调个体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愿意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中找平衡 ,强调平等权利和政治参与 ,接受政府干预调节社会再分配的行为 ,受保守主义的影响对社会等级差别等问题持保守的态度 ,接受以英皇室为象征的君主立宪传统。 ① 但原住民的政治文化传统显然与此有别 ,比如集体权利的观念包括财产的集体拥有的观念 ,而其传统的政府形式是以年长为权威的协商式的道德中心的方式。原住民自治政府的道德正义性既受惠于也受制于加拿大政治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主流社会对原住民自治政府的问题除了一般的原则上的认可外 ,从实质上其实未形成比较强烈的倾向性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其一 ,原住民在加拿大社会中是个亚集体的群体 ,而不是既得权利集团的一部分 ,也不属于以欧洲移民为主的主导政治文化集团。从主导的政治文化集团的角度看 ,在道德言语上对原住民自治政府表达原则上的支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但在实际政治权力分割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就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 ,有人指出原住民问题永远是边缘化的而且从属于加拿大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整体利益。 ② 其二 ,原住民虽然是一个活跃的有相当规模的群体 ,但其内部的群体多样差别造成的分散的弱点使其难以形成统一认同。如果说原住民自治政府曾经存在的话 ,按照欧洲政治传统的标准 ,也没有真正统一的国家形式和具体的政府 ,大部分只是处于分散状态的渔猎部落和基层社会组织。同时原住民社会内部传统势力和现代观念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所以任何泛印第安主义在加拿大的政治环境下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其三 ,原住民作为一个群体越强调其特殊性 ,越凸现其 “亚集体” 性 ,也就越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主体有分离倾向。虽然加拿大政治文化中对多元文化的鼓励提供了任何亚集体政治文化的合理合法的抗衡主体文化的可能 ,不过从总体来说 ,加拿大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并不愿面对亚集体政治文化对共同体政治制度的直接挑战 ,不管是有独立诉求的魁北克还是要求实现自治政府的原住民。原因很简单 ,在多民族国家内强调民族自决原则 ,就非常可能与同是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严重的矛盾冲突。     当然 ,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也不能脱离社会上道德正义原则的制约 ,1969 年白皮书的失败就是证明。实际上 ,白皮书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平等、消灭种族差别 ,从内容上和逻辑上都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与政治文化自由平等的原则相符 ,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实际政治经验中用国家力量强制性地消灭不平等成功的例子很少。原住民在加拿大社会中的不平等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 ,无论在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等方面原住民都处于极其不平等的一端 ,大大低于加拿大社会的平均水平;但在另外一面 ,原住民独特的政治历史地位又把他们放在不平等天平高的一端 ,比如免税、福利政策上。这两种不平等互相关联但又没有决定性的连带关系。前一个不平等是殖民主义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内在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 ,而后一个不平等则是政府的主动政策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后者是对前者的政策矫正 ,虽然结果并不理想。如果自治政府建立的目的只是为实现一种具有正义性的权利 ,结果并不重要 ,这就是 “权利正义” 的政治诉求。从理论上说 ,在纯粹的民主原则下 ,任何选择的结果之多样可能性是一种题中应有之义 ,就是说自治政府的实际效果好坏并不应该成为是否应该建立自治政府的标准。所以假如 “结果正义” 的考虑不在其中 ,自治政府与民主原则在逻辑上并无矛盾。但问题在于自治政府的建立除了权利正义以外同时也是为了最终达到原住民与加拿大其他群体的平等 ,就是说既要 “权利正义” 又要 “结果正义”,这样的辩护难度就大多了。比如说 ,辩护者就至少要证明两点 ,一是只有自治政府的形式才能达到这一结果平等的目标 ,二是在原住民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只有用不平等(实施特殊政策比如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式才能最后到达平等的结果 ,显然这两点都不容易证明。     当我们说原住民自治政府问题的主要困境就在于制度建设与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背离 ,这种背离关系就首先表现在殖民主义强行移入的欧洲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原住民为代表的原生政治文化之间的鸿沟。比如原住民的权利(包括自治政府权利) ,在其传统政治文化中是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 ,因此原住民的主权观念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主权观念不同 ,倒是接近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主权观念。而且原住民政治文化中的财产权主要是共同体所有权 ,也与西方传统中的以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财产权观念不同。现在的问题是 ,关于原住民自治政府的辩论的各方虽然各持己见 ,但都是在统一语境下或说是在同一政治、法律的话语系统中的 ,即便是原住民自治政府的最激烈的辩护者 ,实际上也是在用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概念来展开讨论的。其实 ,原住民传统的政治形态与西方传统不同 ,这里话语霸权的情况便显出了一种负面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辩论达到共识的可能性很低。比如以上我们谈到的原住民自治政府的权利观念包括 “共同体特殊权利” 的观念实际上与加拿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平等观念就严重背离。这种背离关系一直表现在联邦政府的原住民政策上 ,不管是家长制的托管方式还是强制的同化政策 ,就是到今天对自治政府的讨论也是在欧洲传统的政治文化框架内的。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 ,但又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带有霸权性质的政治语境决定了这一切。显然对此困境用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观察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 “西方占有式的个人主义无法看到 ,主体权利只能从法律共同体的先在的、并获得主体间认同的规范中推导出来。然而 ,主体权利的承担者的地位首先是在于基于相互承认的政治共同体中构成的。如今 ,当我们摒弃认为在社会化之前某些个体享有天赋权利的错误主张时 ,我们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