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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抛弃它的反面主张 ,即认为共同体的权利先于个人的合法权利” 。①
     五、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第一 ,在加拿大的欧洲传统的以个体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中 ,很难接受一个体现以亚集体自由和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安排 ,不管它是独立的魁北克还是原住民的自治政府 ,主要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被看做将对代表政治制度一体性的加拿大联邦产生严重的损害。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 ,实际上也表现为主导文化认同与亚文化认同的冲突 ,而此类冲突在多民族国家内是比较普遍的。第二 ,在加拿大联邦制内 ,原住民自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 “非领土集团/超领土集团” 的挑战 ,这一点与联邦制的初始制度建设的设计又是有一定矛盾的。从原则上来说 ,加拿大联邦主义的精神包括在制度建设上包容、协调各个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而又能维持一个国家体制的统一 ,但因为加拿大联邦制的设计是对以领土为单位的多样性的妥协安排而不是对非领土单位的政治诉求的反应 ,所以初始制度安排本身的制约是严重的。比如从联邦与省政府的关系架构上来说 ,插入另外一级政府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如果这一级政府的领土概念不清的话。这些都反映出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内在紧张 ,本来联邦主义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帮助缓解调和这种紧张关系 ,但在加拿大的政治现实却并非如此。
     总之 ,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政府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 ,如少数民族自决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角度 ,福利政策推动社会平等的角度 ,联邦主义制度构建的角度 ,政治文化的角度等。 ① 不同的角度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如果从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自治权利的角度看 ,自治政府的道德正义性是不容否认的 ,但这不足以支撑自治政府的整个理念的实现。如果从社会平等福利政策的角度看 ,自治政府的形式能否提高原住民的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改进原住民的社会福利仍然是个未知数。联邦主义的最大功能是可以在分权、妥协、制衡的基础上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建立起来并且保持和运行。如果从联邦主义内制度构建的角度看 ,除了实际操作的问题外 ,原住民自治政府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分散联邦制的统和能力 ,并且可能挑战加拿大联邦主义一些基本规则 ,比如以领土为基础的两级政府分权。所以自治政府在加拿大联邦制的环境下的成功与否不仅是个法律和道德正义问题而且更是个根本的联邦制变型、改造的问题。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原住民自治政府所代表的亚集体政治认同与加拿大社会主导的政治文化产生的冲突。显然 ,这里表现出的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多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往往有一种内在紧张包括主导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摩擦、背离、矛盾、冲突 ,其结果会阻碍可能相关的制度构建的尝试 ,哪怕这个制度构建具有道德正义的内涵。
     所以说 ,确立道德正义的原则也许可以帮助建立一种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 ,但其真正实现必须要取决于现实的政治条件 ,包括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 ,同时道德正义本身也不足以成为制度建设的目的。除了实际的功利目标之外 ,整体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倾向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之间的统一是非常态的 ,其复杂的背离关系却是经常性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革命和改革的可能、立法和修宪的必要。加拿大的联邦制也许能在继续的修补中保持国家的认同和统一 ,但其中任何亚集体的单位不大可能突破界限达到真正享有主权的自治 ,否则很可能就是加拿大联邦的末日。当然 ,一种理想的各民族平等、和谐、统一的生存在一起的多民族国家也不一定是联邦制的 ,不过一定是一个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基本上契合的政治体制。
    最后让我们用哈贝马斯在中国演讲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语: “不同的生活样式和传统造成了各种群体的认同 ,这些群体在生活取向上有一种根本的不可调和性 ,从这一前提出发 ,无论是在跨国层面上的不同文化之间 ,还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的亚文化集体之间 ,要他们彼此间达到一致总是困难的。在此 ,要在(关于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的)义务性规范上达到一致 ,并不要求不同的文化成就和生活样式之间的互相崇敬 ,相反 ,它有赖于这样一种认识 ,即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 ,每个人 ,就其作为一个人 ,具有同等的价值 ,谨记这一点无疑是更为有益的” 。②当然 ,问题在于如何在制度构建上真正实现这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