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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斯图尔特·霍尔所提出的3种假设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将研究从原来的大众传媒“电视文本”研究主题推移至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广义文本的信息传递与接受,来解读跨文化交际中外来文化习俗传播与接受状况。文章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调查,得出样本信息并加以分析,从而破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意义传递在传送者“制码”与接受者“解码”之间的非直线关系。　一、引　言在每次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都包含着既能促进成功也能导致失败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成见与偏见(stereotype and prejudice)。成见是种特别的编码,它夸张和负面地传达着信息[1](P228),而偏见会使人们对某一人群或事物产生厌恶、怀疑,甚至仇恨。[1](P56)人们获得成见和偏见的途径有多种: 父母、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或是过于疏浅有限的个体交流;再者就是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典型的媒介:大众传媒。在被大众媒体浸润的社会里[2](P210),各种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或歪曲、夸大、丑化等信息和形象成为对阻碍或促进文化交流起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传播学奠基人之一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先锋”,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改造我们, “给我们的生活赋予人为的感知和武断地价值”。[3](P273~274)人们与媒介接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从平面媒体的报纸期刊到立体媒体如电视,从传统的广播到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有大量听众和读者介入。根据2004年至2005年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调查显示,我国电视的人均每日接触率高达97. 22%,报纸为63. 41%。[4]《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中说,截至2005年底全国数字电视用户达413万户,比2004年增长3倍多。[5]21世纪是数字化的年代,马克·波斯特在他所著的《第二媒介时代》中,将网络视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后的又一大众媒介,明确指出了网络的出现和发展对媒介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巨大的、无可比拟的影响,这些电子媒介的新发展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交流习惯,并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重新定位。[6]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 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 62亿,仅次于美国2. 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7](P9) 媒体的蓬勃兴起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以及跨文化交际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不少人认为外来文化将通过影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严重的冲击与影响。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中国民众对外来文化产品的免疫力也不可高估,本文以霍尔理论及其模式来探讨和分析在跨文化交际中外来文化习俗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二、“霍尔模式”解读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 1931- )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之一。他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在其文《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 course, 1973) (后被修改后收入《文化、传媒、语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中,霍尔对大众传播研究中根据信息流通简单地将传播过程概念化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进行了批判。他把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 3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 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阶段,而加工者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成品”阶段,“意义”被注入电视成品话语后,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便占了主导地位;“解码”阶段。霍尔指出:“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的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 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8] (P347)霍尔运用符号学和文化霸权理论对 “编码”和“解码”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对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出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进行着争夺霸权的努力。霍尔把电视看作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它的形式则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9](P508)霍尔进而提出了观众解读电视讯息时可能出现三种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方式相应称为:“优势解读”(或“偏好式解读”)、“协商解读” (或“妥协解读”)与“对抗解读”(或“对立解读”、 “抵抗解读”)。霍尔看到了本属于社会学中的帕金模式的延伸能力,将其引用来解释不同阶级的成员如何解码媒介信息。本文则运用霍尔模式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外来信息的不同解码立场以及在其背后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第一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 Hegemonic Position)。它设定受众的解码立场和编码者的“专业编码”立场完全一致,这意味着 “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10](P159)霍尔把受众的这种解读方式称为 “优势解读”,这是理想化的明晰交际模式,即“编码意义结构1=解码意义结构2”,“在编码与解码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富有意义的一致性”。[11](P70)如果把这一解码立场推广至外来大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反映在中国人生活方式中就是“照单全收”的接受态度。例如,据调查, 互联网上语言的更新速度及接受普及速度已经超越了任何印刷文本所能波及的影响力。网络语言的流行与普及,把“Internet”、“email”等词带入成百上千万日常生活中,甚至出现在一些从不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中国百姓的日常表达之中。洋快餐风靡中国,肯德基已在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1000多家餐厅,在中国餐饮业遥遥领先。虽然这一现象并不说明十几亿百姓都爱洋快餐,有些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但是这个结果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洋快餐文化在中国已经得到了认同,并被相当一部分所接受并喜爱。第二种解码立场: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 ded)。霍尔认为,协商式解读中同时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这种解读既对主导-霸权的编码所“给出”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可,同时又在一个有限的情境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从而使讯息中内涵的意义适合于局部的特定情况。这时,“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既不完全对等,也不完全相反,“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10](P159)这种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的协商立场是大多数受众的解码立场。如果把这一解码立场推广至外来大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反映到中国大众生活方式就表现为“有保留地”接受的态度。例如,据上海本地婚庆市场的一份调查显示,如今新人在结婚仪式上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者超过 90%,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新娘会在拍结婚照时至少选取两套扮相,西式的白色婚纱照,和中式的传统大红色旗袍或其他婚庆装束。多数新郎也相应地着两套装,即西装和传统唐装。但新人中选择在教堂进行婚典人数的比率极低,只有 3%左右。另据最新在上海举办的旅游节大狂欢的信息反馈称,相对于300, 000名选择观灯的人群而言,仅5000余人选择参加狂欢派对,说明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今晚看灯不狂欢”的含蓄姿态。报道说:上海市民显然不习惯用狂欢这种张扬的方式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快乐,因此在从晚上 8点到凌晨4点历时8个小时的狂欢节目中,大多数游客都站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做着看客。主办者称,尽管已尽量调动现场气氛,但仍是旁观的人远超放开投入的参与者。第三种解码立场:对抗立场(Oppositional Po- sition)。解码者了解讯息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编码的,并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但根据自己的个体语境建立新的诠释架构,使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完全相背,编码者的意识形态被推翻。“意义抗争”力量使“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处于相对抗拒的状态。如果把这一解码立场推广至外来大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反映到中国百姓生活方式就表现为“完全排斥”的接受态度。例如,《成长的烦恼》曾经是一部风靡中国的肥皂剧,它给中国观众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美国家庭教育方式,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有关“